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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2020年09月04日 09:21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田志光 王柚程 字号
2020年09月04日 09:21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田志光 王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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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关 键 词:两宋/修史观/时代特征

  作者简介:田志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史,河南 开封 475001;王柚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河南 开封 475001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①两宋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修史活动频繁。然而无论是官方修史还是私家修史,均离不开史家之“史观”,史观是史家的一种观念性认识,这种认识由个体主导,有自律性,往往贯穿于史家一生。史观受到史家个人思想、史学素养、政治立场以及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宋代修史制度建设、修史机构演变以及史学思想等②,而对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念及其时代特征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拟从两宋社会与修史观念之关系角度,对这一时期修史观及其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作出系统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强化资治与鉴镜功能的修史观

  宋代官方史学繁荣,史学成就显著,这不仅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高度繁荣的经济、比较自由的言论有关,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密切相关。其一,社会矛盾尖锐,各地小规模起义接连不断。宋初受五代战乱频仍的影响,土地荒废,社会生产恢复缓慢,尤其是流民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容易与其他困苦农民相呼应,造成多发的民变、农民起义、群体性事件等。如欧阳修曾上《再论置兵御贼札子》称:“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周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③这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其二,逐渐突显的冗官、冗兵、冗费之“三冗”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载:“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两千员,今两千八百员。臣(张方平)判流内铨,取责在铨选人,毕竟不知数目,大约三员守一阙,略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官数如此,若更五七年后,其将奈何!”④不只是官员增多,兵员也是逐年上涨,给北宋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再加上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等,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其三,与周边民族政权矛盾突出,战和不定。宋代崇文抑武,对军队战斗力带来消极影响。宋太宗两次与辽交战均以失败告终,此后转攻为守,不敢再轻言北征。宋朝对西夏出兵也胜少败多。宋金联合灭辽后,金开始攻宋,于靖康年间灭北宋,南宋时期宋金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宋和蒙古联合灭金后,试图收复“三京”失败,一直到蒙元攻陷临安,双方处于时战时议状态。

  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大大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忧患意识。如修前朝史诏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太祖在开宝六年四月戊申,下诏修《五代史》,明确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⑤宋代沿袭之前由宰相提举史馆修史的传统,开宝年间,由参知政事薛居正奉命监修,卢多逊、张澹等参编《五代史》,史载“(薛)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读书,为文敏贍。”⑥有太祖的“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诏令在前,再加上薛居正稳重的个人性格和才学,该书重视通过记述五代史事来资治后世。如薛居正在《旧五代史》卷十《梁书十》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史臣曰:‘(梁)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惜哉!’”⑦薛居正认为梁末帝未能识别奸伪,缺少能臣善吏辅佐,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一重大因素,以此来鉴镜后世帝王。

  仁宗庆历到神宗熙丰年间,体现这种资治史观逐渐增强的首推司马光。由他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困学纪闻》评之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⑧早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就已经将修撰好的《资治通鉴》的前身《通志》上呈给英宗御览,并受到了英宗赞赏,鼓励他继续完善扩充这部史籍,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进〈资治通鉴〉表》载:“先帝仍命(司马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⑨官修史书是官方提供资料、场所、经费等,编修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有时甚至由朝廷任命专员编修,成书后也会有官方作序、赏赐编修人员之类的情况,而私家著述的《资治通鉴》却也享受了官修史书的待遇。书成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毫无疑问,以古鉴今,用历代君主的治乱兴衰来资治后代,正是司马光所重视的修史观。《资治通鉴·魏纪一》载:“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意,确然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⑩可见,司马光正是抱着足以训诫后代的修史观来编撰这部史书,被后来历代君主所研读借鉴。司马光在《稽古录》中以“臣光曰”的编写形式,记述历代君王的治乱兴衰,提倡为君之道在于仁政和用人治国,以前代之得失资治于后代,取是舍非。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稽古”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11)司马光希望宋代帝王能够借鉴前代兴亡得失,善于用人治国。在他看来,君王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其决策足以影响国家治乱兴衰,应当慎重。

  范祖禹在参修《资治通鉴》后编修的《唐鉴》,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资治目的非常强烈。范祖禹在记述史事的同时兼重史论,深刻评论唐代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因此也被尊称为“唐鉴公”,这是对他撰史成果的极大肯定。以史为鉴是范祖禹十分重视的史观,《进〈唐鉴〉表》载:“臣窃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验今,以前示后。”(12)范祖禹希望通过记载前代君王得失,用唐朝历史事实做“现身”说法,作为本朝行事借鉴。《唐鉴·序》载:“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13)范祖禹通过对前代君王失德导致亡国的真实记载,同时在末尾以“臣祖禹曰”对其进行评价,极具借鉴意义。如《唐鉴》卷三载:

  臣祖禹曰:太宗于是失言,《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谓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14)

  范祖禹通过评论唐太宗关于周、秦之间征伐的看法,告诫帝王应以仁义治天下。

  南宋初,因战乱不定,史馆体系尚未完全恢复,各种史书的编修进程非常缓慢,官方修史活动远远比不上私家修史,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私人编修史学巨著中十分突出的一部。李焘在编修时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希望能写一部“使众说咸会于一”的史籍。《文献通考》卷一九三之《续通鉴长编举要》说: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省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宵、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15)

  可见,李焘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整合和对当代史的编修,从而达到垂鉴于后世这一目的。《宋史》本传说:“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用人以昭陵为则。”(16)李焘希望孝宗能够借鉴太祖、仁宗时期的执政经验,励精图治。与北宋史家们撰史所重视的垂鉴作用不同的是,北宋如欧阳修、孙甫等大都是通过记述唐、五代时期史事,以其治乱兴衰来警醒、垂鉴宋代帝王,而南宋本朝人记载本朝史,他们撰史,更多是希望南宋帝王们能够吸取北宋亡国的经验教训,借鉴有为君主的圣政。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由于北宋、南宋建立之初均面临复杂的内外矛盾,以及统治者注重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思想,使这一时期官私修撰前朝史活动都十分繁盛,通过记载前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以垂范后代。总的来看,两宋史家在资治方面要更甚于前代,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前朝史,也有本朝史,鉴史资治的史观更加强烈。

  二、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

  两宋时期随着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出现,在史家修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理学在宋代兴起发展,反映到史学上则表现出史学的义理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一是将史学纪实和《春秋》所提倡的褒贬书法结合起来。如欧阳修在参与编修《新唐书》时,曾在《进修〈唐书〉表》中言:“盖又百有五十年……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17)欧阳修在继承前书的基础上“笔削旧书,勒成一家”(18),在书中增加表十五卷,创设了前代史书中没有的《兵志》《仪卫志》和《选举志》。欧阳修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史观。他提倡修史要善恶并书,不文过饰非:

  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19)。

  这是对欧阳修“不没其实”史观的诠释,欧阳修认为撰史应该继承自《春秋》以来注重褒贬、直书的优良传统,只有实事求是的记载,才足以传信于后世。

  二是修史应与义理联系起来。历史撰述不只是单纯的进行记录、考证,而是要探究其隐藏的一般规律。刘连开说:“宋代具有义理化倾向的史家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记载史迹,而要赋予历史事实以新的涵义,并把事实作为进行归纳的材料,进而确定支配这些历史现象发生的抽象规则,即他们常说的‘理’或‘道’。”(20)朱熹就反对以成败论是非,他认为这样就失去了“义理之正”,他曾批评左氏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21)在朱熹看来,修史应该透过现象去观察背后的大伦理,不能仅着眼于表面上的成败、治乱兴衰等,因此他提倡:“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2)这不仅是给读史的建议,修史更应如此。当然,也应看到史学的义理化倾向所带来的弊端:一些史家专注褒贬议论,不论史事的真假,甚至会用一些史料来牵强附会自己的议论。诚如王应麟《通鉴答问》所言:“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23)

  与此同时,注重考辨求实,也是宋代史家修史观的主要特征。不同于以往的史评类史书,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评论史事的同时,还增加了对其考证、纠误的工作,堪称宋代考据学的一部佳作,《新唐书纠谬·序》云:

  《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唐)书,间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24)

  从吴缜的自序可以看出,他认为编修史籍要注重事实考证,尽力避免谬误。尽管吴缜指出的错误有一些不尽详实,但仍能体现他注重考证、纠误的进步史观。在吴缜看来,撰史应该具备专门的“技能”,如《新唐书纠谬·序》说:“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5)可见,吴缜认为修史应当首先厘清事实,再加以褒贬评论,最后辅以文采,这样才能撰写出良史。吴缜将事实放在第一位,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种史观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南宋史家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考证、辨析了诸多存疑的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等。如乾德五年三月戊戌记张美抢夺民女事,后有注文:“欧阳修《归田录》载夺民女乃李汉超事。按汉超在关南,民为立碑颂德,当不如是,今从《纪闻》。”(26)又如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记周郑王出居房州事,有注文曰:“新、旧录并称郑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王皞《唐余录》乃云郑王以开宝三年自西宫出。恐误也,今不取。”(27)这些具体案例足以体现李焘重视考辨真伪、传信求实的进步史观。

  之后熊克《中兴小纪》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南宋高宗朝历史,前后相续出现,耀眼于当时史坛。熊克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尤熟悉宋代典故,《宋史·熊克传》载:“(熊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28)《中兴小纪》主要以《高宗曰历》为蓝本,同时杂采其它各种史料记载修撰而成。《中兴小纪》原名《中兴小历》作为最早的宋高宗朝编年史,对后来编修高宗朝史书提供很多借鉴。熊克以编年体为主,尤详记君臣议事言论,保存了许多正史、野史中价值很高的史料,其中许多按语、小注反映了熊克重视考证、考异和求实的进步史观。如《中兴小纪》卷三四载:“肖胄刻意搜求,迄复其旧。且明习故典,多识前辈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彦之帅定武也(原按: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29)熊克在结尾处言“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说明了他不妄下结论,注重考异求实。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是记载高宗朝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可以说是研究宋高宗朝历史的必备史籍。《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一《史部》载:

  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缺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30)

  可见,李心传决意整合诸多以私意乱真的私家记录,写出一部可供后世借鉴的信史。书中处处可见李心传考证纠谬、去粗取精的修史观,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靖康元年四月,记金军退出颖昌事,后有注文载:“李观《靖康勤王纪行录》云三月乙卯,闻金人尚有留颍昌者,戒严而进丁,已次颍昌府敌骑闻大军至即去,城中尽为瓦砾,积尸满地。按此时金人将欲退师,非因西军而后去也,今不取。”(31)体现了李心传重视考辨史书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对于一些众说纷坛的历史事件,李心传不偏信一方,也不主观臆测、空发议论,而是将其中疑误之处指出,为后人纠谬提供线索,凸显出李心传注重考辨求实的进步史观。

  众所周知,史学义理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脱离具体的史事空发褒贬议论,用以贴合义理。如朱熹提倡:“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32)只注重追求义理的是与不是,将史事置于次要位置,这与重视史事考辨的史学传统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宋代史学却能兼顾义理与考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理学的出现、逐渐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促使一部分理学家也开始关注史学,史学义理与考辨在相互竞争中发展。例如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大家在史学义理与考辨上均有突出成就,朱熹强调观书史注重义理,但同时也不忘对史籍进行考辨,如朱熹曾在《答孙季和》中称:“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个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33)在朱熹看来,考证是繁琐费工夫的,然而却也是极有用的。

  其二,与史家自身的史学素养高低息息相关。一些真正的史家还是主张从历史事实中探究史学义理,言之有物,并不是完全脱离具体史事空谈义理。朱熹曾就《河图》《洛书》疑后人作伪问题称:“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34)朱熹之所谓“左验”,就是试图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达到理学中所提倡的“穷理”。又如朱熹提倡:“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35)既要穷理而又追求“致其知”“践其实”,即考究历史事件,以合理推定辨别历史真伪。这是宋代义理与考辨并重史观的突出体现。

  其三,史学并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属。随着理学兴起,史学虽受其影响,但一直是并轨发展,史学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36)宋代史学和理学一直处于交叉发展的状态,在整个两宋史学中,义理史学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史学,但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占比重较大的是以考辨、直书为主的考辨史学。义理与考辨并重的史观使宋代史家修史更倾向于经世,这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党争影响中的修史观

  自宋仁宗庆历年间逐渐兴起的党派之争,到了神宗熙丰年间以后,新、旧党互相倾轧,身处不同党派的史家们的不同政治立场影响着史籍编撰的整个过程。如神宗时,由王珪、蒲宗孟等编修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编修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载:“《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37)寇准和丁谓都曾任宰相,但寇准为人刚直,机智果敢,而丁谓虽有些才能,却为人奸邪、阴险。《两朝国史》这种颠倒是非的记载,显然和史家的政治立场、职业素养不高、以私意修史紧密相关。此外,党争时期部分史家的史观深受政治影响,其中关于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不切实际的。如史载:“绍圣间,蔡卞合曾布献(《王氏日录》)于朝,添入《神宗实录》。陈莹中谓安石既罢相,悔其执政日无善状,乃撰此书,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于是著《尊尧集》及《日录不合神道论》等十数书。”(38)陈莹中即陈瓘,由于他不同于王安石的政治立场,在编修《王氏日录》时,归错于他人而美饰于己,这种有失公允的价值评价,严重影响了修史观的公正立场。

  党争中新派、旧派互相攻伐,新派对史学一直持打压态度,甚至建议禁止史学。《能改斋漫录》卷一二载:“崇宁初,薛门下昂为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薛辄黜落。”(39)薛昂属于蔡京、蔡卞等新党阵营,仅因史学避讳问题就严惩程文,元符中,还曾上殿乞罢史学,但被“哲宗斥为俗佞”(40)。新派人士禁止士人学习旧派学术,即元祐学术,甚至还曾谋划毁掉《资治通鉴》,后被陈瓘所阻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载:“瓘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推尊安石而挤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瓘闻之,用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不复敢议毁矣。”(41)新、旧派政治上的斗争对史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修史时受到激烈党争强烈干扰的,当数四次编修的《神宗实录》。第一次是元祐元年,朝廷诏修《神宗实录》,由蔡确等人负责,但是蔡确在当时为旧党所不容,很快就被罢相改由司马光负责监修,而之前同司马光一起编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也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范祖禹是反对王安石的旧党派,在他编修过程中就表现了其对人不对事的态度。《宋史》卷四三四《范冲传》载:“(范)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42)到了哲宗亲政,又开始起用变法派,蔡卞、章悖等新党人士开始掌权,绍圣元年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请修消息传出,马上就有人上书言事。《宋史》卷三五六《刘拯传》载:“绍圣初,(刘拯)复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愿明正国典。”(43)之后蔡卞根据王安石《日录》,修改了很多之前范祖禹等人所修的《神宗实录》。《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载:“以卞兼国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录》,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他书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皆获深谴,迁翰林学士。”(44)即使到此,编修《神宗实录》斗争也还没结束,随后在徽宗时开始了第三次编修。《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载:“章悖为相,乃置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以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廷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且面论曰:‘已焚之矣’。”(45)这是右仆射韩宗彦上书请罢编类局,表面上只是言将编类文书“纳之禁中”,但实际还是与新旧党编修《神宗实录》的斗争相关联。而第四次编修《神宗实录》则是在宋高宗时期,《群书考索·续集》卷一六《国史》载:“徽宗初,陈瓘、陈次升相继论列,虽常降诏删修,然卒为卞、京所蔽,不克是正。在绍兴间,高宗皇帝灼见邪正之实,乃命范冲等重修,天下之议始定。”(46)可见,随着新旧两党轮流上台掌权,在编写《神宗实录》时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即使编修了四次,也难以成为以“以信传世”为目的的信史。

  而在其后编修的《哲宗实录》,更是由蔡京一手操控,以私意取舍史事,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史书修撰工作。《宋史》卷三七六《常同传》载:

  (常同)曰:“章悖、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悖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47)

  此外,由于宋高宗强化“朕最爱元祐”(48)这一政治导向,并曾下令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但受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行为,以及私意修定《哲宗实录》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官方史料真伪难辨、留存无几。因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这一时期史事时,除了参照《哲宗实录》,更多的是引用了曾布的《曾布日录》,据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小注,其中自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正月引用《曾布日录》高达400多处。(49)而曾布是党争最激烈时期的重要人员,其编修的《曾布日录》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色彩。李焘引用《曾布日录》与宋高宗对曾布修史的推崇有关,高宗曾赞赏曾布《三朝正论》称:“昨观布《正论》,其言皆正当,至如载哲庙册立事及宣仁圣烈皇后圣语,皆是当时所闻,必不妄。”(50)可见,纵然像李焘这样优秀的史家,在修史时都不得不使用诸多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史料,这种党争影响下的复杂修史观,是宋代修史的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熙丰年间激烈的党争活动,严重的政见分歧,使官私修史人员撰史曲笔掩恶现象严重,如《神宗实录》的重修历程,新旧党派掌权后以私意修改史籍记载。而步入南宋,许多史籍在北宋亡国的混乱过程中丢失,历史记载出现断层,更加难以甄别前人所修史事之真伪,研究当时史家之史观也就更为复杂一些。

  四、皇权与相权干涉下的修史观

  两宋官方修史,无论是修前朝史,亦或修本朝国史、实录等,大都体现出皇帝的干预。宋代帝王为了稳固统治和维护赵宋帝王的形象,往往会对修史工作直接干预。史家即使想以自己的史观秉笔直书、唯实不唯上,但并不能“随心所欲”,所修史籍要么进呈朝廷不被采用,要么遵从朝廷意志屡次删修,这是官方修史尤其是修本朝史的一个常态。而到了南宋,更多是受权相的干扰,这些权相或是为了本人仕途,或是为了能千古流芳。如秦桧曾多次向皇帝进言要求严禁私史,《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载:“(绍兴)十五年……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51)虽然私家修史受到诸多抑制,但仍在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史家受各种政治权力因素的干涉,史家的修史观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相比前代,宋代修撰国史、实录比较普遍,《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载:“古者有国必有史,故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52)国史、实录修撰的大量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述这些史料而来。宋代国史、实录修撰成就之高,为汉唐所不及,两宋18朝,除度宗后四朝没有修撰实录,均修有实录,除理宗后五朝没有国史,其他13朝均有国史。国史、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来记录历史,多迎合圣意,如《太祖实录》修过四次,分别是太平兴国三年(978),诏李昉、赵邻几等人撰修,至五年(983)成书;真宗咸平元年(998)诏王禹偁、钱若水等人重加刊修,次年书成;大中祥符九年(1016)诏赵安仁、陈彭年等人再加撰修。太宗时,因不满太平兴国三年(978)编修的《太祖实录》,遂于淳化五年(994)太宗再次诏李至、张佖、张洎等重修《太祖实录》。而在这次重修活动中,太宗与参知政事苏易简的一次对话值得注意。

  先是,上语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苏易简对曰:“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怯,逼于权势,多所回避,甚非直笔。’”上曰:“史臣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尔。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为不可,使后代闻之,足为鉴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阙然,宜令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53)

  可见,太宗十分重视关于太祖陈桥兵变的历史记载,想要一种“赵宋是迫不得已的合法化受禅”记载。而之后李至以目疾辞史职,张佖亦以早事伪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实辞,(54)至于真实原因可能是不愿听从太宗的意志来编修《太祖实录》。自五代以来,入史馆须具备的修史原则和制度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史官的修史行为,从而让保证历史记述真实性的君举必书传统得以流传下来,而太宗的干预显然让一些史官无所适从,只好推辞不就。唯有张洎和宋白受命编修,修成后却没有入存史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载:“丙午,翰林学士张洎等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别之。史未及成,洎迁参知政事,宋白独领史职。历数岁,史卒不就,洎等所上太祖纪,亦不列于史馆云。”(55)张洎修史注重落笔有据,根据事实依据来编修史书,《宋史·张洎传》载:“张洎援引故实,皆有依据。”(56)但正是这落笔有据的史观,没让太宗满意他所重修的《太祖实录》,其成果也“不列于史馆”。宋代国史修撰自真宗时逐渐建立进草制度,修撰者更多的是秉承皇帝旨意。《宋会要辑稿》中载:“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失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57)真宗时期诏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这样的记载:“景德三年二月辛巳,诏知制诰朱巽、直史馆张复……钦若总领,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官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58)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国史编撰者难以有自己的“发挥”,体现出其“唯上不唯实”的修史观。

  步入南宋,为了更好的鉴诫后代,南宋初多对北宋末年修撰的国史进行重别刊定。高宗认为北宋时期修撰的神宗、哲宗两朝国史事多失实,如哲宗时所修《神宗正史》就失实甚多,《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载:“绍圣中,哲宗召对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撰《神宗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59)即命史官重新刊定事实,着手编修。绍兴三十一年诏洪迈、李焘等修撰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四朝国史》编修时段跨度长,历时近30年完成,编修人员多有变更,进程十分缓慢,究其原因李心传曾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言:“时史馆官多以为侍从兼职,往往不能淹贯,则私假朝士之有文学者代为之。”(60)甚至有兼职编修人员来撰写《四朝国史》,直至诏李焘、洪迈编修以后,这种情况才大为改观。《四朝国史》也有因袭前人记载,不多加考证就摘抄采录之处,如洪迈关于李纲的记载就有失偏颇。《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载:“(洪迈)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61)在会要、玉牒方面的编修也用功甚多,尤其在高宗、孝宗时期还补修了北宋的玉牒。

  南宋时期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权相频出,先后有秦桧、韩伲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当政,他们共计掌权82年,占南宋立国152年的53%。而这一时期修史人员的史观较之北宋有了很大的变化。立国初许多撰史机构或取消或合并于某一机构,官方修史尚未步入正轨,之后由于权相的干扰,极大影响了官方修史的良性发展。南宋初年,政权动荡不安,许多文献、典籍等在北宋灭亡之际遭到极大破坏。南宋时期日历的修撰受到皇帝的重视,南宋每位皇帝几乎都有日历编修。这一时期日历编修一般都卷帙浩大,起初史家们有的还能够实事求是,直书褒贬,但后来权相把持朝政,严重影响了史籍修撰,甚至出现以私意编修或修改史籍。如绍兴十二年修成的《建炎以来日历》,就是在秦桧掌权期间由其子秦熺监修完成的,内容多失实,舛误甚多。《史林测义》载:

  盖之力亦可转遗臭为流芳,若之何大谬,不然,而怙终迷复,徒事掩覆之术,以子熺领国史,修《建炎以来日历》,又以孙埙修撰实录,又复禁野史,俾不得纪朝廷事,极文饰弥缝之巧,以求逃于公议。(62)

  鉴于《建炎以来日历》在秦桧当权时存在曲笔现象,后来秦桧死后,有人提请重修《建炎以来日历》。《玉海》卷四七《高宗日历》载:“三十二年二月,丙戌,著佐张震言:‘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未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草卷,未得立传者,七百七人,望令长贰同修纂,内因故相所作时政记者,并审订修改’从之。”(63)除了注重日历的修撰,对实录的编修也较为重视。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北宋亡国的教训,不仅南宋每位皇帝几乎都修有实录,还重修了《神宗实录》《哲宗实录》。高宗认为神宗、哲宗两朝,史事记载多不实,并不能传信于后世,以示鉴诫。《玉海》卷四八《绍兴重修神宗实录》载:

  绍兴五年九月十六日,乙酉,左仆射监修赵鼎,史馆修撰范冲,直史馆任申先,著作佐郎张九成等,上重修实录五十卷。……建炎初,上谓朱胜非曰:“神宗史录,事多失实”,遂降诏重修。胜非荐范冲兼史事,冲言:“《神宗实录》自绍圣中,已命官重修,既经删改,虑他日无所质证,今为考异追记绍圣重修本末,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以示去取。”(64)

  范冲等史家抱着纠正谬误,刊定事实的目的进行修撰,注重对神宗时期史事记载考证是非,以求能够传信于后世。待书成后,还用《神宗朱墨史》进行比对,严格修订。

  南宋初史馆内无专门官员撰史,修撰《高宗实录》用时长,至宁宗时仍有过半尚未修完,只能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实录同时编修,最后由陆游、傅伯寿等人完成,仅《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就有一千卷。这些人在编修实录时未多加刊定,史料十分驳杂。王应麟《玉海》卷四八《孝宗实录》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余卷,南渡后,高、孝六十余年,亦一千卷,《孝录》比他书尤疏驳。”(65)这一时期史嵩之等权相的打压、阻扰、篡改,史家们修撰的实录已非全貌,记载史事多失实。如在编修《宁宗实录》时,由于其主编人员高斯得为史嵩之所恶,高斯得所编《宁宗纪》被史嵩之私意篡改。

  南宋在权相专权时期,他们为了美饰自己,肆意干涉史籍编修工作,甚至篡改史官记述的史事,导致许多历史记载混乱驳杂,疏略不实。因此,处于这种环境的官方修史人员难以有所发挥,一些史籍已经难以反映出史家当时的史观。私家修史方面,南宋初史家修史更多是通过记载北宋九帝的历史事件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诸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这些史家有些都是从北宋步入南宋,很多记载都是现身说法,意义更为重大。尽管有诸如秦桧等人严禁私人修史,但这些私家修史人员仍在压抑的环境中完成诸多著述。

  纵观两宋史家之史观,在继承汉唐以来诸如资治等良好传统史观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打上了自己的时代烙印。宋代理学兴起与发展,促使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形成,同时也较好的处理了义理与考辨这一史学上即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发展了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而北宋中期兴起并愈演愈烈的党争、南宋权相频出的特殊政治背景,无论是党争时期史家的真实史观难以体现,或直接以私意修史,还是权相时期肆意篡改史家之记载,甚至严禁私人修史,都给史家修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宋代史学仍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获得发展。两宋史家修史观的时代特征,是与其复杂的政治、文化、思想等背景息息相关的,探究这些史家的史观,不仅有助于了解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运用和鉴别史籍与史料。

  ①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②主要成果有: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王盛恩:《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燕永成:《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李峰:《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③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38-1539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甲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24页。

  ⑤佚名:《宋大诏令集》卷150,《政事三·修五代史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5页。

  ⑥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3,《薛文惠公居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馆1986年版,第450册,第683页。

  ⑦《旧五代史》卷10,《梁书十》,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⑧王应麟,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13,《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⑨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65,《进〈资治通鉴〉表》,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⑩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

  (11)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65,《进〈资治通鉴〉表》。

  (12)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3,《进〈唐鉴〉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198页。

  (13)范祖禹:《唐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范祖禹:《唐鉴》卷3,《太宗上》。

  (1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之《续通鉴长编举要》,中华书局2011年版。

  (16)《宋史》卷388,《李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17)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64,《进修〈唐书〉表》。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一九》之《新唐书》。

  (19)《新五代史》卷2,《魏本纪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20)刘连开:《理学和两宋史学的倾向》,《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3,《春秋》,中华书局1988年版。

  (2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学五·读书法下》。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四十五·史评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

  (24)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6册,第620页。

  (25)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第621-622页。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三月戊戌。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28)《宋史》卷445,《熊克传》。

  (29)熊克:《中兴小纪》卷3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30)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21,《史部·编年类二》,《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8册,第226-227页。

  (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靖康元年四月庚申,中华书局1956年版。

  (3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学五·读书法下》。

  (33)朱熹著,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孙季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朱熹著,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袁机仲》。

  (35)黄宗義:《宋元学案》卷48,《晦翁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36)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2-23页。

  (37)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

  (38)晁公武撰,张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6,《杂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9)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记事》,中华书局1960年版。

  (40)《宋史》卷352,《薛昂传》。

  (4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5,绍圣四年夏四月乙未。

  (42)《宋史》卷435,《范冲传》。

  (43)《宋史》卷356,《刘拯传》。

  (44)《宋史》卷472,《蔡卞传》。

  (45)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1,徽宗元符三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版。

  (46)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16,《诸史门·国史·神宗实录至高宗始定》,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972页。

  (47)《宋史》卷376,《常同传》。

  (4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戊寅。

  (49)熊鸣琴:《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5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夏四月庚午。

  (51)《宋史》卷473,《秦桧传》。

  (52)《宋史》卷445,《汪藻传》。

  (5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夏四月癸未。

  (5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六月乙亥。

  (5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冬十月丙午。

  (56)《宋史》卷267,《张洎传》。

  (57)徐松等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9页。

  (58)王应麟:《玉海》卷46,《艺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

  (59)《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6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四朝正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61)《宋史》卷373,《洪迈传》。

  (62)计大受:《史林测义》卷34,《秦桧》,《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51冊,第445页。

  (63)王应麟:《玉海》卷47,《高宗日历》,第944-945页。

  (64)王应麟:《玉海》卷48,《绍兴重修神宗实录》。

  (65)王应麟:《玉海》卷48,《嘉泰孝宗实录》。

作者简介

姓名:田志光 王柚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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