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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2020年01月08日 09:36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戴逸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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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我曾经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过一个回顾。弹指之间,20年倏然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已届70周年。这70年的历程,如大江东注,势不可当,波涛奔涌,异彩纷呈,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历史学科,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也厚积薄发,成果宏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总体看来,这70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前十七年”曲折探索、“文革”时期萧条沉寂、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振兴、新世纪以来收获丰富。在这里,我谨就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几点体会。

  一、唯物史观引领学术方向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但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派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史观”,如“民生史观”、“文化史观”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致力于科学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历史上的重大疑难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满怀对新中国的热望,真诚地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成效非常显著。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围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重要问题的热烈讨论,就是对唯物史观学习和运用的直接成果。这些成果极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性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考察奠定了基础。

  不过,其中也发生了不少错误,经历了很大的曲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很多学术讨论被上纲上线,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历史研究成为“重灾区”,一些史学家受到迫害,有的含冤去世,直接导致历史研究的萧条沉寂。发生这种挫折,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简单化、公式化、功利化的倾向比较严重。教条主义对当时政治和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历史研究,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深刻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不断深入地学习唯物史观,永远坚持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历史研究恢复正常。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新材料、新成果喷薄而出,发展之迅速、著述之丰富,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这70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期刊学术论文就有13万篇左右,前30年共发表三四千篇,1980年至2000年,达3万余篇,新世纪以来,更达9万余篇。讨论主题也从原来的“五朵金花”等拓展到历史的方方面面,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个空前大发展,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主要围绕“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不能僵化、教条地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地套用,中国历史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特性成为学术主潮,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这些突破大多是对原有重大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如为揭示中国是否经历奴隶制社会,开启对文明起源的探究;为研究中国有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掘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城市化等近代性的因素;为更全面地理解农民战争,注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人地关系的视野考察历史,间接推动了社会史、环境史的兴起;等等。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的观念、方法的引入有关,而唯物史观的指导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些成绩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

  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新史料发现与史料整理夯实学科基础

  史观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就伴随着殷墟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四大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既有赖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也离不开规模空前的史料发现和整理。

  一是考古发掘全面展开。时间上,远至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近至明清,历代都有重大发现;空间上,从内地到边疆,从陆地到水下,发掘遗址遍布全国;内容上,有遗址,有器物,有图像,有书籍,几至无所不包。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有效地推动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使得我国古史真正成为“信史”。考古发现极大弥补了存世文献的不足,特别是在史料相对缺乏的领域,考古材料尤其重要,如郭店楚简对先秦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一广场东汉简对秦汉史研究,走马楼吴简对三国史研究,郴州晋简对西晋史研究,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研究,黑水城出土文书对西夏史、元史研究,辽上京、金上京的发掘对辽金史研究,“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对宋代贸易史研究等,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墓志碑刻资料的大量出土,则对北朝史、隋唐史以至辽金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重要文献不断被发现。这些文献有的来自于考古发掘,如甲骨文、金文、吐鲁番文书、简帛、碑刻等;有的则是重新发现,或源自公私收藏,或源自域外。如徽州文书,是由民间收集而来,被称为“第五大史料发现”,一门新学科“徽学”随之兴起;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原藏于宁波天一阁,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唐宋制度与社会变迁有了新的认识;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收藏于地方档案馆或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清代地方社会与地方治理提供了翔实资料;域外收藏敦煌文献,原藏于英、法、俄、日等国,其中包含大量藏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史料,史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系统整理和研究,使得敦煌学与隋唐史相映成辉。

  三是存世史料得到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从国家层面把史料整理放在重要位置。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将编印资料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之后一大批有关思想史、文学史、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少数民族史等资料汇编先后推出,为此后历史研究打下史料基础。1955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得到更为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直接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明清史研究。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启动二十四史等典籍的点校工作,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后代学者均受其益。1981年,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已达3.6万种左右。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投入了巨大力量,仅收集清人文集就达4万余部,其中4000余部辑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列入文献丛刊出版。截至目前,清史工程已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5种2454册,超过20亿字的规模。资料整理工作不但保证了清史纂修,而且对全世界的清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70年间,从国家到单位以及学者个人,都在史料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大型史料丛书如《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唐代墓志汇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宋文》、《全元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等,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这些基础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夯筑了深厚的地基。

  四是史料数据库不断开发。进入21世纪以后,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数据库开发为学者收集、处理、利用史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近20年来学术论著呈井喷之势,与此不无关系。传统的基本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地方志、明清档案,新发现的史料如甲骨金文、墓志碑刻、民间文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已建有专题的史料数据库。与传统的寻章摘句、手抄笔录相比,数据库开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史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有规划的史料整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更不能代替史学,对史料加以正确辨析和利用,还需要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和采用先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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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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