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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基固本、精益求精 ——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2018年12月03日 09:13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刘家和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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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关 键 词:陈垣(援庵) 史学遗产 精 博 目录学 考据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史学比较。

 

  援庵先生(1880-1971)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蜚声于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和史学教育大家。援庵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其所涉及方面之淹博及其所穷究程度之高深,往往令读者生高山仰止之感。先生所培育出来的一代史家,也曾在我国作出了许多贡献。先生治学之风及为师之范,洵为宝贵的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在纪念援庵先生100岁(1980)与110岁(1990)诞辰时曾两度著文提出要继承这份遗产,我们的确应该为此而继续努力。以下略说个人学习中所得两点体会,以就正于史学界诸君。

  一、培基固本

  人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细作分析,如今有借助电脑检索之便,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其实,从援庵先生所讲的目录之学来看,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而且电脑检索也不能代替一切。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著了哪些书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于是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为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

  援庵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先生的要求是,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学者作对话或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作对话或交流。而与古人作对话或交流,则唯有诵其诗、读其书;诵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的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门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亦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解释并不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却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注》中引郑玄曰:“献,犹贤也。”③“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④《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⑤又《尚书·酒誥》中也提及“殷献臣”、“献臣”。伪孔安国注均以“贤”、“善”释“献”。所以,孟子所说的读其书的“书”就是文,知其人的“人”就是献。

  如果认为这样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⑥说到这里,就与援庵先生的历史文献之学很接近了。

  援庵先生自1892年开始阅读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次年又系统阅读之,随后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⑦为什么对《书目答问》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援庵先生不是用作翻检工具,而是当作课本来阅读呢?前一年读了它,下一年还系统地阅读它?愚意以为,这里正显示援庵先生治史入手之门径,其中也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基本功。

  援庵先生读《书目答问》时,年当12-13岁,已经就塾从师读了《四书》和一些经书,可以说已经具备逐步走向研究之路的条件。下一步如何走?这是一般塾师无力指导的。正在愤悱之际,他发现并购买了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他读此书,目的不在于由此查书、找材料、写文章,而在于寻求下一步如何治学研究之道。《书目答问》一书,在当时恰好符合援庵先生的需要。

  张氏撰此书时,正在光绪初年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他巡视各县诸生学业与考核情况,常有许多好学的诸生请求指导进一步读书治学的问题。他觉得很难一一作答,于是编撰了此书作为一种指引。张氏未为本书作序,而是写了一篇简要的《书目答问略例》。⑧首先说明此编并非著述,而是对诸生的答问。进而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自注云:“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按《答问》中时有此类点睛之语,几句话就说明了此书与《四库提要》的各自特色,故两不可少而各有各用,可以使学者免去多少走弯路、事倍功半之苦。随后再叙述此编体例,作为读者导引。最后说明此编收书二千余部,“疑于浩繁”(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余书似乎过多),但又作小注云:“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专门领域之书又似嫌其不足)。《答问》既为治学入门之书,自然不宜过多,也不能太简,而其要在于博精兼备,使学者循此而知由博返约之道。这就是首先要有面上之广,又要能知道要想求精须从何处深入。张之洞身为学政,作《答问》以指导诸生如何自己找书、选书、读书,尽了为师之责。一般人看《答问》,就到此为止,而援庵先生则以为远未到位。

  在《答问》的略例与五卷目录正文之后,还有两篇附录。关于附一,张氏本人已认为不太重要;而关于附二,则张氏之立意与设计均有十分值得注意之处,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以上目录正文。这个附录二的题目叫做《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姓名略》前有一篇十分简要之导语⑨,首先说:“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张氏此说,非一般学古而泥古者所能企及。随后张氏又做出举证。譬如,我们看到《答问》中经部“春秋左传之属”里开列了约28种书,其中仅有3种非清儒所撰,此3种书的精刻善本还是清人做的。所以,张氏之说的观点容或有可商之处,而其所据事实大体无误。在此段之末,张氏说:“知国朝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这里要对“流别”一词略作说明。所谓“流”者,系就学术纵向发展过程而言;而所谓“别”者,则指学科横向交互关系而言。所以,《姓名略》中各位著述家皆据“别”以作区分,而各“别”之中之学者又皆依先后发展之流而列(如果细看,其中还按小类再分先后之例)。

  《姓名略》所载清代(截至光绪元年以前)著述家之姓名按下述流别分列:经学家(其下又分汉学专门经学家与汉宋兼采经学家两小类)、史学家(张氏自注云:“地理为史学要领,国朝史学家皆精于此。”)、理学家(其下又分陆王兼程朱之学、程朱之学、陆王之学以及清代之兼通释典之理学别派)、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其下又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其下又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论经世致用之学而非现在之经济学)。张氏如此分列各流派学者,其目的在于回应当时诸生各自不同学术专攻方面之需要。

  如果说《答问》前半部的目录正文是张氏作为学政向诸生指教的是“文”,那么,在其后半部分的附二姓名略中向诸生所指教的则是“献”。所以,《书目答问》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志在研究中国传统文献学与史学的学者而言,却是一部既有利于打好学术功底又十分便览的书。

  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过去所有学者都意识到了《答问》后半部的重要意义了吗?事实的回答是,并非如此。这样的答案有何根据?过去曾有出版商在重印《书目答问》时竟然都把《姓名略》这一部分删去了。援庵先生的一位重要学术传人柴德赓先生在《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对此提出批评说:“那才真正是不认识这个名单的价值的人妄删的。”⑩

  也许有人会为删去此《姓名略》的人辩护,其理由是:张氏所开的名单是要为诸生推荐老师,可是,仅标出老师的名字而不对每人做一番介绍,这有什么用呢?此问似乎有理。殊不知张氏开的这份名单,本来就是前面讲书目诸篇的附录,其目的不是单行之作,而是让人们对照着前面的目录来读的。不过,张氏的办法,不是前面专列书目,后面专述著作家的简历,而是使人在看前面的目录时,从后面名单中查看其作者属于哪个学术流别,看后面的名单时,往前面查看此人著了、注了、校了、辑了或精印了哪些书。看到了这些著述或注疏的学者后,就需要到后面名单里去查人,看看在哪些学术流别里有他的大名,就知道此人的学术兼跨了哪些领域,他在诸学术流别中的关系与地位。由此读其书而知其人;反之,在后面名单里看到了某人,就要知道在前面的书目所录的他的著述,知其人而读其书。这样,从消极的方面说,我们在引其书的时候,就不会随意对其书断章取义或者作出与原作者思想相悖的解释;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就能够更顺利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体会作者的原意和精神风貌了。这样才能更好、更精到、更有效地读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姓名略里所录之人,在前面的目录里还有并未收录其书的。我们切不要以为这是张氏无意间的疏忽,他已在姓名略导语中说明:“所录诸家,其自著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词章诸家,皆雅正可学。书有诸家序跋者,其书必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诸家著书或一两种,或数十种。间有无传书者,皆有论说见他人书中。”此导语最后有张氏一段小字自注云:“此编所录诸家外,其余学术不专一门,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间及考论经史、陈说政事者,不可枚举。此录诸家著述中,必见其名。自可因缘而知之。”张氏上述的这些话,对于急于查书找资料的人来说,可能是太迂曲、繁琐而不切实用了,因此常被忽视或视而不见,以至于干脆被出版商删去。

  援庵先生则不然,他花了两年青春时光阅读《书目答问》,以后再读《四库提要》,这里正向我们开示了先生学术入门之途径。

  援庵先生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竭泽而渔”四个字呢?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电脑上的网当成了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还是“捷径”,也许有用于一时,不过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你敢说电脑之网无用?我绝无此意,而是想说,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我们学历史学的人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Sources),它们汗牛充栋,象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认出或看清自己研究所须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的、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当然在此限度以内,就可以“竭泽而渔”;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从而会使在此捕鱼者长期落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深入发展。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对于史源学中的“文”与“献”的相互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地提出来的。张之洞氏所说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与从已知之书、之人寻探未知之人、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援庵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援庵先生的文献目录之学,为自己一生之学培植了难得的深厚底蕴与博洽潜能。

作者简介

姓名:刘家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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