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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中西史学近代转型
2017年05月27日 08:56 来源:《学习与探索》 作者:胡逢祥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中西史学本是世界上不同类型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日益连为一体及各区域间文化交流与影响的不断加深,其走向逐渐出现了某些“共趋性”。3)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虽呈日渐汇流之势,但这种“汇流”并非简单的众流归一,而是将其纳入一种共通的国际学术大平台,使各种有价值的史学在相互交流中,各展其姿,互为借鉴,取长补短,共趋繁荣。二、从文化差异看转型期中西史学的关注重心史学近代化的核心是历史研究观念、视野、理论与方法的时代更新,这方面,中西史学的近代发展固然有其共性。三、在文化比较与融合中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是本地区诸近代社会因素日益发酵和直接推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性的文化运动。

关键词:学术;文化;西学;欧洲;中国史学;研究;梁启超;学科;胡适;影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西史学本是世界上不同类型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日益连为一体及各区域间文化交流与影响的不断加深,其走向逐渐出现了某些“共趋性”。但同时,又因各自传统和具体社会环境的不同,仍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个性。两者在近代化路径、关注重心及转型模式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便足以说明这点。从文化比较角度看中西史学的近代转型,可以感受到:(1)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虽是在西力东侵和西学强势冲击下被动起步的,正是这一特殊背景决定了其转型的复杂性;(2)“后发”近代化国家虽有可能通过输入和移植外来先进文化较快提升自己的学术,但如果满足于模仿和照搬,并不利自身的长远发展;(3)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虽呈日渐汇流之势,但这种“汇流”并非简单的众流归一,而是将其纳入一种共通的国际学术大平台,使各种有价值的史学在相互交流中,各展其姿,互为借鉴,取长补短,共趋繁荣。

  关 键 词:文化比较/中西史学/近代转型

  作者简介:胡逢祥(1951- ),男,教授,从事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势力扩张,以及交通、科技和资讯事业的日趋发达,世界各地文化的走向逐渐被联结到某种共生态中,中西史学的发展也结束了先前的相互隔绝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演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不但最先发生并完成了史学近代化,其模式还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全世界,以致成为整个近代国际史学潮流的引领者。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后发”近代化尽管无不受到西学的影响,却会因各自文化传统和国情民情等因素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构成了整个世界文化及其史学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多面性。比较中西史学近代化的路径与特征,对于我们加深认识世界多元文化演变的复杂性乃至长远趋势,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鉴于本文考察的时段为中西文化从相对独立发展进入互动日益密切的转变期,故其论述,也将采取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一、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近代转型

  中西史学的近代转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新旧变革的结果。西方史学的近代化,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契机,即以要求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一切精神领域的桎梏,恢复发扬古希腊罗马人文精神为转向近代的起点。诚如柯林武德所说:“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重行定向。为先天的决定历史的普遍计划而提供基础的神学和哲学的伟大体系,已不再被人们所赞同了;于是随着文艺复兴,人们又回到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精确的学术研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类的作为不再使人感到与神的计划相比,被缩小得微不足道,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1]64-65就文化类型的渊源及变局而言,其矛盾运动和文化重组主要表现为西方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坐标,即所谓“两希(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间的主流转换、相互冲突和重新整合。

  在中国文化转向近代的过程中,也有人憧憬过“文艺复兴”的重现。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发文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术之盛,足与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学术相颉颃,惜汉以后,因‘独尊儒学’,诸子黯然不彰,其情形与西方中世纪正复相似。然诸子‘所含之义理,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振兴民族文化,当复兴先秦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如此,‘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2]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曾谓:“‘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整个演变特征,不外“‘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3]3、6

  但这些看法,并不合实际。盖文化史上出现的大变局,尤其是一种质变性的飞跃,除了社会本身提供的物质条件外,大多是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相互撞击和杂交融合的结果。“文艺复兴”中被重新发掘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西方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文化本非同源,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这两大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撞击中破茧而出的。而先秦非儒诸子学说虽在汉以后的文化史上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却从未像古希腊罗马学说在西欧中世纪那样遭到过长期湮没无闻的命运。事实上,诸子学说不仅与儒学属同一文化系统和时代的产物,且始终维系着主辅共存、相互矛盾而又渗透兼容的格局。历史上,儒学和诸子的互摩互荡,自然也会撞出一些火花,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或形成所谓“外儒内法”“儒道合流”等现象。但总体看,都只是一种量变。进入近代以后,提倡“复兴古学”和恢复诸子应有的学术地位,虽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同样难以导引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之路。这一点,当时蒋方震就已有所察觉,认为清学之变动,虽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同调处,然“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而清代之复古,虽抨击宋学,而凭圣经以自保,则一变为继承的,而转入于调和。轮廓不明了,此科学之大障也。”[3]6序结果终难引发革命性的变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土文化内部形成不了变革的动力。实际上,鸦片战争前,社会危机日形严重激起的改革思潮,已在学术界有所反映,今文经学的崛起、经世实学的倡扬等都显示出这一时代动向。然从当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水准和变革动能看,不能不承认,其态势仍属对传统文化的修补和改良,而不足以跨出中国历史上常循的那种通过自我“损益”以实现改良延续的惯性。很显然,中国文化与学术在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决非由本土文化框架内不同派别的冲突和整合酿成,更多地乃是中西两种不同类型文化在横向空间上发生巨大碰撞和摩荡交汇的产物。

  从历史看,不同类型文明或异质文化的碰撞,大抵有三种结局:一是强势对弱势一方的消融、覆盖或取代;二是军事强势而文化偏弱一方反遭被征服者强势文化的消融或同化;三是两强或两弱相遇,融汇而成一新局面。中国古代与周围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经历的多属前两种情况。但近代以来,这一根基深厚和极具韧性的古老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却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脱胎换骨”之变,由此决定了其史学向近代转型的艰巨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其内涵的更为宽广多面。如果说,西方史学的近代变革突出的主要只是“古今新旧”之争,那么,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还始终交织着“中外”文化的冲突与坚持“中国化”还是“西化”的模式之争,由此呈现出“古今中西”诸因素纵横交错的多极矛盾运动特征。

  其次,与历史上中印文化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在和平条件下的平等交流不同,近代西学是伴随着西力东侵亦即其军事、经济的扩张而强势输入的,这就使不少中国人在亟谋抵御西方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对西学的迎拒亦陷入相当纠结的状态。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就曾忧心忡忡地表示:“运会勃兴,员舆大通,泰西之学术一旦东来,以入吾国,吾国人士怵于吾国之无学,而又慕夫泰西之学之美也,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呜呼!无学不可以为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4]此种对西学既钦慕又疑虑的矛盾心态,对于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展开的史学转型,自不能不产生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过程的曲折性。

  此外,从史学近代化的路径看,过去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西方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观作为摆脱中世纪学术依附于神学和开启现代史学独立性的新契机的,英国当代史家浦朗穆(John Harold Plumb,1911-2001)就说过:“至文艺复兴以降,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之往事,为了解而了解,非为宗教,非为国运,非为道德,亦非为神圣化之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之真相,而冀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之社会变迁轨迹。此为一西方之发展。”[5]其实,西方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注重“实用”的倾向,如宗教改革时期的尼德兰,“历史学家很自然地分成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人听说过有所谓‘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一切政治—宗教党派都利用历史作为打击对方或说服动摇者的武器。”[6]而启蒙时期某些史家的历史观,在主要动机上,也“是论战性的”[1]88。只是其后来越来越朝向争取学科独立的方向发展罢了。但在中国,因深厚的学术经世传统和近代以来面临的救亡图变急迫形势,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始终对社会发展及其政治运动保持着深切的关怀。尽管20世纪初王国维曾发出过“为学术而学术”的呼吁,却应者寥寥。新文化运动前后,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等观念的人似乎多了起来,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不仅如此,在传统史学转型的一些重要关头,学术界强调的也往往是经世意识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风气之变就是以龚、魏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开始的;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开创现代史学的名篇《新史学》中,劈头就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7]1打出的同样是“救亡图存”、高扬民族国家思想等强化史学社会经世功能的旗号——当然其服务对象已从旧史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转向社会进步、民族国家和国民,内容也主张从比较狭隘的政治史扩展到视野更宽广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作为一种人文学术,史学自觉“入世”参与社会实践,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这一功能的过分强调,也会弱化其自身作为一门近代独立学科的内涵(包括观念和运行机制等)建设。后来国内出现的“滥用”史学现象,特别是“文革”中得以大行其道的“影射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中隐存的这一先天不足不能说毫无关系。因此,如何在史学的发展中正确处理“致用”和学术的关系,使之结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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