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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
2016年10月25日 08:25 来源:《史学集刊》 作者:郭小凌 字号

内容摘要:这是恩格斯在《起源》中描述的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基本线路和先后的逻辑关系。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系列环节与各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存在着一些与已知事实不符的地方,如人类社会的史前时代远比马克思、恩格斯等19世纪的研究者们所估计的长得多,私有财产、私有制、阶级、社会大分工和国家产生的细节也很复杂。这种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梭伦本人以及后来的希腊政治学家们所推崇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中庸之道,而且反映出古希腊政治家关于国家本质和职能的一种看法,即国家应当是社会不同阶级的平衡器,必须依循超阶级、超利益集团的公平原则。

关键词:起源;希腊;部落;形成;阶级;恩格斯;权力;氏族;契约;波利斯国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课题,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老大难课题。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些处在已经形成的国家之中的有心人,面对不同的国家形态,就试图对这类问题加以解答,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古罗马的西塞罗,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的先知等等。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更是进行过无以数计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假设,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体系,然而却没有一种假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无非是有关的一手史料匮乏,极端缺乏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在场记录。

  关 键 词:国家/起源/早期国家形态/波利斯国家 

  作者简介:郭小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世界上古史及西方史学史。

 

  根据目前的史料,主要是人类早期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和经过考古发掘、民族学调查获得的辅助性的实物或文字史料,我们已知古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南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美洲中部分别独立地产生出原生的国家形态。但遗憾的是,这些早期国家的客观形成过程不仅处于近现代具有自觉意识的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而且有关这些国家形成信息的最早提供者,也全部是远离既定国家形成过程的后来人。因此他们的记载无一不是难以证实或证伪的追忆。事实上,近现代人无论使用怎样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比如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类比的方法,都无法获得直接的人证、物证和书证。因此目前我们只确切知晓国家已经形成的结果,而不能确知具体国家形成的原因与过程。

  由于史料不足,解说甚多,我们甚至难以获得一个普遍认同的有关“国家”概念的定义。以西文国家一词state为例,古希腊罗马人在其国家产生和长期存在过程中并无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State一词出自16-17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家、历史家马基雅维里对stato的造词。该词词源是由拉丁文动词stare(站立)衍化而来的名词status(站立、立姿、形势、状态、立场)。古罗马人本身没有从国家的意义上使用过status一词。Stato后来衍生出英文词state,德文词staat,法文词etat。近现代许多史家使用古希腊词polis和拉丁词civitas作为state或city-state的对应词,与这两个词在古代的用法并不一致,因此是不准确的。①

  古代中文的国家一词同样有众多含义。国字兼有疆域、都城、城市、国家、封地、帝王、家乡等义,与我们讨论的国家概念也不尽相同。

  有鉴于此,国内外学者不得不根据自己对国家形态的分析,概括出一些适应现代人需要的国家定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和国家的起源认识出发,继之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所不同的其他有关国家起源及本质的认识。最后就古希腊国家的形成路线提出一点假设。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把国家看作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三者循序渐进的产生过程,在总结性的第九章对国家的特征和本质进行了定理式的概括,这就是: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②

  恩格斯在《起源》中表述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个人研究的成果,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亡友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马克思虽然一生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但他的深远的历史目光使他非常注意古代社会,因为他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向自身、社会的人的复归。而人向自身、向社会人的复归,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复归的原形当然是指私有制社会之前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要说明这一基本认识并能够使人信服,就需要足够的实证材料,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直至《起源》发表为止,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这项工作。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注重理论思辨、轻实证研究的启蒙时代与19世纪的西欧历史哲学家们成熟得多。

  在《起源》问世之前,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所展开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资本论》,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马尔克》等作品或笔记中。但这些论述都过于笼统,因为仍然缺乏事实材料。他们关于原始公社的认识停留在印度土地公有制公社所反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认为印度的公社所有制是欧洲各文明国家发展的初期普遍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才有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论述: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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