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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2015年06月23日 09:32 来源:《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作者:戴建兵/张志永 字号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以全新的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缓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鉴于东、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自然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以免产生概念上的歧义,累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故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应该选用内涵比较广泛的“个人生活史”更为合适。三、以小见大:研究个人生活史的价值中国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非西方国家那样躲在墙壁后面的纯粹家庭、个人的私生活,这就决定了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

关键词:个人生活史;个人档案;中国;生活史研究;私人生活史;史料;社会史研究;变迁;史学;反映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囿于中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同,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还是一块待开拓的处女地。从资料上看,人事制度是当代中国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个人档案具有内容丰富、真实等优点,成为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以全新的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缓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关 键 词:个人档案/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戴建兵(1963- ),男,河北省唐山市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张志永(1964- ),男,河北省新乐市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外学术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传入,中国大陆史学界出现了重大转向,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快速隐去,政治史、军事史等热点课题称霸格局不再,而同时关于“草根阶层”的社会史研究则异军突起。但草创不久的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方法和资料等多不完备,涉及领域尚不全面;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起步更晚,研究论著寥寥无几,且可圈可点者极少①。故本文力图从概念、资料和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一、个人生活史概念:兼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之比较

  社会史研究肇始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西方的新史学派诞生后,史学研究迅速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有限范围,扩大为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社会总体史,从研究上层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社会大众,开辟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等新研究领域。正是在新史学勃兴的学术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拓展了私人生活史研究的新领域。他们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主要收集、利用民间各种私人记录,描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

  受海外史学研究新理论、新方法输入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之一,至今方兴未艾。“没有人会再认为,历史学只能研究王朝兴替、农民战争等重大事件,而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不过是些不该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碎片,社会史已经完全确立了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地位。”[1](P326)然而,学术界研究社会史的内容很不平衡,与婚姻家庭、灾荒与救济、妇女等专题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关于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乃至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大问题有待厘清,即如何对个人生活史进行定位?中国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能否完全借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研究模式?这两个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却涉及该领域研究的概念、资料和价值等重大问题。

  “概念的价值何在?概念的形成是推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2](P4)时下许多学者忽视或忽略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教条式地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来界定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往往导致削足适履的弊端。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对分离,如英国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形象地说明了在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基本准则。

  在此准则下,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是不受法律管辖的墙壁后的生活,“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从下层社会的家庭争吵,到上层社会的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其突出的特点是,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当然,它并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也不是要刻意地记录一些趣闻逸事,而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3](《序》,P6-7)。

  与西方相比,中国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互融合。《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非常广泛而有力,故中国几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更有甚者,公共生活还极大地侵蚀了私人生活的领域,不仅使私人生活的神秘性大大消退,也为其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使琐碎日常生活内容泛政治化、公共化。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然而,曾几何时,这些条文徒有其名,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亦达到了史无前例之严密。譬如,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把分散的个人统统整合为地方人和单位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集体化运动大大压缩了家庭的作用,除了基本的生活功能外,传统的生产、教育等功能丧失殆尽。甚至大跃进时期广大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4](P446-447)。乃至人民公社将社员按生产需要机械地拆分开来,老、幼、男劳力、女劳力等分住数处,致使广大农民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家庭一度都被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又为家庭的生活功能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五七干校”在事实上取消了部分家庭,夫妻随各自的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妻离子散。总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下,个人生活几乎失去了自由,私人生活空间被压缩到近乎于无的地步,家庭沦为单纯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遑论什么“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匿的领地”的个人私密空间。

  鉴于东、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自然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以免产生概念上的歧义,累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故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应该选用内涵比较广泛的“个人生活史”更为合适。可大致定义为:个人生活史是在国家严密控制社会时期个人的观念演变和行为选择的历史。具体而言,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时期,国家公权过度干涉私权的情况下,个人相应地自下而上的理性反应和应对;它不是草根阶层的奇闻异事,更不是所谓野史、稗史,而是一部反映日常生活并超越日常生活意义的客观历史记录,映射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迁和衍化。它与西方私人生活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研究领域和内容上不一样,一是在研究领域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外,还包括部分公共政治空间,甚至后者更为重要;二是在研究内容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的纯粹的私人日常生活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部分。当然,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也有许多共同点,诸如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民众,研究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社教网络、节日庆典等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生活内容。

  显然,在当代中国特殊国情下,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私人生活史,故厘清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界限,是开展研究个人生活史的前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先进理论以阐释中国历史并无不可,但须注意到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不宜照抄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强解中国个人生活史,而应在深入理解外来理论与立足中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之上,辩证地开展中国化的个人生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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