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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
2014年07月07日 07:33 来源:《历史研究》2014年1期 作者:李少军 字号

内容摘要: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在对中国江海持续扩张过程中,以长江流域为重点,逐步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区域都纳入其“巡航警备”范围之内,组成主要针对长江流域的舰队,为本国扩大市场、获取资源提供武力保障,并对沿岸民众反抗、革命运动和地方势力施压。从1917年下半年起,日舰常停泊于长江流域重要口岸;到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反帝浪潮和地方动荡,日本海军日趋暴虐,派水兵上日船护航,并实现了对陆上设施的非法拥有,在上海和汉口形成河用炮舰组装能力。日本海军在扩张过程中,长期与英国保持协同关系。从中华民国建立到国民革命前,日舰在长江流域的实力和口岸分布大体上仅次于英国,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重要分支。

关键词:日本海军;巡航警备;长江流域;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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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后“巡航警备”的强化

  (一)“巡航警备”强度加大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由此,中日两国在名义上同属协约国,但这丝毫没有使日本放缓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日本海军借机将其在中国南方江海,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巡航”恢复,并进一步强化。

  1917年2月27日,日本海军将留在上海的名义上解除了武装的三艘河用炮舰编入“第五战队”,“令其担任长江流域警备”;日本国内舆论也叫嚣将这三艘炮舰“重行武装”。(112)8月11日又宣称:“在支那对德宣战实施后,我舰船在该国港湾进出停泊将恢复到与平时同样的地位,从而不必基于中立规则受到拘束。”(113)北洋政府宣战后,日本海军分别令“隅田”号在上海附近、“伏见”号到汉口、“鸟羽”号到重庆担任“警备”。(114)12月15日,日本海军组建隶属于“第三舰队”、辖五艘军舰的“第七战队”,规定其以长江流域为主要“行动区域”,“在长江一带陷于兵燹之厄时……将一部分兵力配置于大冶、汉阳等地”;必要时以陆战队与日本陆军“联合行动”、与外国海陆军“协同行动”。(115)1918年8月中旬,日本海军又将“第七战队”改为“遣支舰队”,令其“当下主要执行长江流域的警备任务”。(116)1919年6月,为对抗中国的五四运动,“遣支舰队”又增加了两艘军舰和由四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二十九驱逐队”。(117)7月下旬,“遣支舰队”更名为“第一遣外舰队”。(118)无论是“第五战队”、“第七战队”还是“遣支舰队”,都将长江流域作为主要行动区域;而“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在1921年行动计划中所列各舰行动范围,也都在长江流域以内。(119)还应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恢复对长江流域“巡航”之初,就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长江干支流全都囊括在“巡航”范围内,为此将三艘炮舰分别配置于长江流域的要津重庆、汉口、上海。先前日舰开到重庆只是间或为之,但从1917年10月下旬起,就将重庆作为其常泊港。(120)至于从日俄战争后就已是常泊港的汉口,更是常年有日舰驻泊。(121)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强度进一步加大了。

  这与日本亟欲巩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长江流域扩张的“成果”密不可分。1919年,日本的对华出口额、进口额较之1913年,分别增长了1.89倍和4.26倍;其中,长江流域对日进口额、1916年至1919年对日出口额,都超过同期中国对日本进、出口总额的半数。(122)《从经济角度看长江一带》一书声称:“长江流域是支那富源,又是支那经济中心地……我国工商业者登上这个舞台……侵入各先进国根基深、势力厚的范围内,在商场中逐步雄踞一方,实在可喜之至。”“战后各国的经济竞争将日益激化、在长江一带的商战将更为炽烈,是毫无疑义的。我国是否真有准备、安排和实力打赢这场炽烈的战后商战?这难道不是刻下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吗?”(123)而日本海军加大在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强度,正是为了巩固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既得权益,并为以后打赢所谓“商战”提供保障。

  另外,1917年9月,中国爆发了“护法战争”,川、湘之间区域成为南北军队的主要战场,其后多年硝烟不断。在日本海军看来,“长江一带纷扰混沌,事态不易收拾”。(124)这既给日本在长江中上游进行贸易、获取资源等带来较多风险,也使日本有可能从中寻求插手中国内政的机会,从而也就决定了日舰势必对长江中上游强化“巡航警备”,而重庆从1917年10月开始成为日舰的常泊港,也与此密切相关。(125)

  (二)与英美海军“协同行动”及在“巡航警备”中日趋暴虐

  随着日本海军强化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日本的贸易较别国一度更有“保障”。因此,1918年4月20日,日本海军大臣收到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社长的感谢信,内称“此前长江上游支那南北军交战……英国、支那等国航行的船舶都停止了航行,唯有本会社船舶承蒙帝国海军周到的保护,没有缺航一次”。(126)看到日本海军的“巡航警备”很有“成效”,美国在华海军于1918年1月29日提出倡议,要求日、美、英等国海军在长江流域“为保护盟国侨民生命及财产而协同行动”,且“由所在地的首席指挥官山冈少将负责全盘处置”。(127)2月4日,“第七战队”司令官传令所辖各舰舰长,告知日、英、美三国海军达成协议,“为保护盟国侨民生命及通商航运采取协同行动”,令各舰“对于盟国的商船也要保护”。(128)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势力卷土重来数年后,1924年9月,针对直皖军阀爆发“江浙战争”,外国势力宣称要实行所谓“黄浦江中立”,日本海军又与英美一同增派军舰、陆战队在上海上岸,担任四川北路的“防卫”。(129)其间,日本陆战队不受英国节制,但还是与英美海军“充分协同”。(130)可见,无论日本海军在列强中的地位是主是从,与英美协同行动却是其一贯主张。

  此外还须看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海军在“巡航警备”中日趋暴虐。1920年6月上中旬,谭延闿所部湘军趁吴佩孚率军北上之机进攻衡州、长沙,“伏见”号等三艘日舰开到长沙江面实行“警备”,与谭部发生对抗,“伏见”号开火,造成谭部伤亡。此即所谓“长沙事件”。(131)1921年8月27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抱怨“炮舰不足”,“除了重庆之外,宜昌、沙市、常德、长沙(这些地方的侨民都要求派遣军舰)、岳州(为了以无线电台联络)也各需一艘,汉口则需两艘(保护商船),共计八艘,此外九江也有此愿望”。他还叫嚣要对不利于日本军舰、商船的南方军队“予以痛击”,哪怕由此“惹出极大麻烦”、“引发冲突”也要出手。(132)10月下旬,该舰队侦知在广东的孙中山有北伐动向,便立即制订以武力对抗的预案,准备在长沙、宜昌、沙市、城陵矶、汉口、九江、芜湖、南京加强日舰“警备”,必要时向长沙派遣陆战队,如北伐军打到苏、皖,则进一步增大“警备兵力”。日本海军省收到报告后,也准备作出相关部署。(133)

  1923年3月旅大租借期满后,日本拒不将其归还中国,激发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5月14日,日船“大元丸”抵达沙市,“学生上船检查运至沙市、宜昌之日货”,而该船招来“伏见”号,该舰“立派陆战队将学生驱出船外,并向之开枪,于是激动众愤,冲突遂起”。“华人受重伤者甚众”。(134)6月1日,长沙民众在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及戴生昌公司船舶停靠的码头举行抵制日船航运活动,而在此“警备”的“伏见”号又派陆战队上岸镇压,开枪打死2人、重伤2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135)中国民众的愤怒无以复加,如《东方杂志》所言:“一时函电纷驰,都主张速撤日舰,再向日本严重交涉。”(136)在湖南各地和武汉、南昌、安庆、芜湖、上海、北京、济南等地,以及在日本的数千留学生中,抗议风暴尤为猛烈,(137)日本的贸易航运也由此遭到痛击。但日方完全无视中方的强烈谴责和正当要求,不仅拒不从长沙撤舰,还加紧向长江增派军舰,(138)并为维持日船航运贸易,开始派武装水兵护航。8月21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要求仿效英国海军,赋予其权限,对在宜昌与重庆之间航行的日船加以武装。还未得到正式批准,他就向从宜昌开往涪州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云阳丸”与“德阳丸”分别派驻武装水兵12人。“德阳丸”在10月16日与重庆驻军交火,打死打伤约50人。此外,9月23日以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对往返于汉口与湘潭之间的日船,也派驻了由八名水兵组成的机枪队。(139)

  上述情况表明,在长江流域竭力充当本国既得利益维护者的日本海军,其所谓的“巡航警备”演变为扩大和巩固在华势力以及对中国民众反帝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工具。

  (三)非法拥有陆上设施及在沪、汉形成组装河用炮舰能力

  近代中外条约从未给予外国海军在通商口岸拥有陆上设施的权利。但是,日本海军为了便于其官兵休养、保障“巡航警备”的长期实行,仿效英国等国海军,从清末就开始设法在长江重要口岸建立陆上设施。在上海,于1910年1月前后设立了“第三舰队兵员宿泊所”;1913年3月,又主要靠日商捐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汇山公园边占地350多坪,修建了有三层楼、冬夏可分别容纳100人、200人的“下士卒集会所”。(140)在汉口,则于1913年借得三菱分社在日租界的房屋,设立“下士卒集会所”,1919年10月以后又由在汉口的十家日本商社分担费用,在日租界另行租房供该所之用;1922年7月驻汉口的日本陆军派遣队撤走后,海军于1923年8月下旬接收了其非法修建的部分军营,用作“海军集会所”。(141)在长沙,1917、1918年间,日商在城对岸的水陆洲建房,供水兵休息之用;1921年3月下旬,日本“居留民会”又将该房屋及设备赠给“第一遣外舰队”,用以设立“下士官兵集会所”。(142)在宜昌,“第一遣外舰队”于1923年5月1日设立“下士官兵集会所”。(143)在重庆,日舰官兵起初在日租界内租房;1924年夏,日本“居留民会”决定由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出资建房,其他日侨捐建网球场,无偿用作“海军集会所”。(144)在此基础上,日本海军省于1924年2月15日下令:“为满足长江方面行动舰船乘员举行会议和在陆上保健、休养的目的,根据需要在该方面主要停靠地设海军集会所”,“海军集会所由佐世保镇守府管辖,供第一遣外舰队使用”。(145)1924年6月,在上海、汉口、长沙的“海军集会所”正式转为“官营”;(146)而分别设于宜昌桃花岭、重庆日租界内的“海军集会所”,则在1928年12月下旬办理了转为“官营”的手续。(147)这样,以往在长江流域口岸主要由日侨捐建的“下士卒集会所”、“下士官兵集会所”,先后成为由日本海军非法拥有、统一管辖的陆上设施“海军集会所”。(148)

  日本海军专用于长江流域“巡航警备”的河用炮舰,绝大多数不能航海,故最早服役的“隅田”号,是1903年在上海委托耶松船厂组装后下水的,(149)“伏见”号也是在1906年由川崎造船所在浦东组装后下水。(150)1922年至1923年,日本海军为了强化“巡航警备”的实力,又在上海和汉口两地分别安排日系上海东华造船会社、受日本控制的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各自组装新的河用炮舰,即由神户制钢所制造的“势多”号、“坚田”号,三菱造船所制造的“比良”号、“保津”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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