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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史学思想初探
2020年12月17日 09:04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5期 作者:郑素燕 字号
2020年12月17日 09:04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5期 作者:郑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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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薛福成提倡历史应因势而变,借鉴西方;提倡史学经世,撰写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庸庵笔记》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主张评价人物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要注重道德品评。

  关键词:薛福成;因势而变;史学经世思想;道德品评;

  作者简介:郑素燕,女,安徽宣城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13BZS005)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1],是“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自小熟读经史,“于二十一史因革损益,成败得失,了了胸中”[2]。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因势而变的历史观和史学经世思想,并对一些历史人物有其独特的看法。目前学界对薛福成在西学、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及文学方面关注较多,而对其史学思想方面则鲜有论及。

  一、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

  薛福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环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此,薛福成有着清醒的认识:“方今俄人西踞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包络外盟蒙古与安岭,绵亘二万里,周匝三垂,蓄锐观衅;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英人由印度规缅甸,尽削其滨海膏腴地,以窥我云南西鄙;日本虽自台湾旋师,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鲜矣,朝鲜固中国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广,而四与寇邻,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3]353-354

  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薛福成认为必须要因势而变,“与时变通,以释近患,非得以也,势也”。[3]56“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惟是通变方能持久,因时所以制宜。”[3]423在薛福成看来,变是时势使然,历史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的时候,人和世间的其他万物没有区别,但后来发生了变化,“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3]184

  既然历史一直在变化,而如今的变化更甚,时人该如何应付?薛福成提出变法,“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3]184要变法以图自强致富,“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4]866而要自强致富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3]185在薛福成看来,只有学习西方的商政矿务、机器制造、交通电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甚至胜过先进的西方国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3]185薛福成认为,讲求西法乃是宇宙大势,亚洲仿效西法的国家有日本和暹罗,而暹罗能够自立,原因就在于讲求西法,“南洋各邦,若缅甸,若越南,若南掌,或亡或弱矣;而暹罗竟能自立,不失为地球三等之国,殆西法有以辅之。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大势使然也。”[5]170

  薛福成的变易史观不仅仅体现在寻求自强致富,他还主张借鉴西方国家的养民、教民之法,他说:“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4]818薛福成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西国养民之法,“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七曰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八曰立商务局,以资讲求;九曰设博物馆,以备考究;十曰举正副商董,以赖匡襄;十一曰设机器局,以教闾阎;十二曰定关口税,以平货价;十三曰垦荒地,以崇本业;十四曰开矿政,以富民财;十五曰行钞票,以济钱法;十六曰讲化学,以精格致精制造以兴工艺;十七曰选贤能,以任庶事;十八曰变漕法,以利转输;十九曰清帐项,以免拖累;二十曰开银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强。”[4]733薛福成希望中国能借鉴此法养民,发展矿务、商务和工务,以摆脱穷困,走上致富之路。

  在教民之法上,薛福成指出西方各国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体制完备,“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暗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4]607而中国的科举制度积弊丛生,士子们只专注于制艺,不问实学,“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敝精惫神于制艺之中,不研经术,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则惊为河汉,讲经世之要务,则诧若望洋。”[3]291因此,薛福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立国”的思想,积极构设近代教育制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6]。

  薛福成论因势而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才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薛福成认为历史盛衰变化的关键在人才的消长,“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3]3而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才多出一分,即于时事补救一分”。[3]742-743在薛福成看来,日本能渐渐富强的原因,就在于人才的奋兴,“是故国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奋兴;才不限方隅,而惟识时务者斯谓之俊杰。”[4]642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人才?识时务者谓之俊杰,即通西法,研求时务的人,“今欲人才之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3]13

  薛福成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突破了传统天命循环史观的藩篱,具有了初步的进化史观。他认为世界是进化的,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盖世事递变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实矣。夫古圣人制作以来,不过四千数百年,而世变已若是;若再设想四五千年或万年以后,吾不知战具之用枪炮,变而益猛者为何物?行具之用火轮舟车,变而益速者为何物?但就轻气球而论,果能体制日精,升降顺逆,使球如使舟车,吾知行师者水战、陆战之外有添云战者矣,行路者水程、陆程之外有改云程者矣。此外,御风、御云、御电、御火、御水之法,更当百出而不穷,殆未可以意计测也。”[5]17-18此外,薛福成提倡的讲求西法,突破了洋务派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层面,而扩充到养民教民之法的社会层面,虽不如后来严复等人的进化史观深刻,但其开风气之先,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二、为学期于有用的史学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在明清之际形成了一种思潮,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根本宗旨是经世致用[7]。桐城派一直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姚莹、曾国藩等是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倡导者。薛福成继承了晚清桐城派史学经世的传统,早在少年时就立志经世,“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3]337综观薛福成的一生,都在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并身体力行,力图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早期担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协助二人办理洋务,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处理“马嘉理案”、抵制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定计平定朝鲜内战等。1884年任浙江宁绍台道,筹防浙东军务,创办洋务,创建崇实书院,培养实学经世人才。1890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出使四国,被钱基博赞誉为“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云”[8]。

  薛福成认为君子为学,应致力于有用之学,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序时写道:“君子之为学也,期于有用而不托诸空言。”[3]829薛福成的文章,不管是奏疏、书牍、政论,还是日记、笔记,甚至连书后、传记等都立意深远,均为经世之学,黎庶昌曾评价道:“并世不乏才人学人,若论经世之文,当于作者首屈一指。”[9]而其中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及笔记中的史料、人物传记等均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构成了他史学经世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使日记,留下重要史料。薛福成于1890年至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在此期间,他对沿途亚洲、非洲、澳洲和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科技、风俗人情、法律、军事、宗教、教育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写成了《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及《出使日记续刻》。薛福成在为出使日记作的《跋》中写道:“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10]在日记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还分析欧洲各国富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教育,“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5]147,“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为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230薛福成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呼吁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进行改良。

  除此之外,薛福成还将与中国相关的事宜一一记录在日记里,“是以此书于四国之外,所闻关系中国之事,必详记之。”[11]如英俄侵略朝鲜之事、英法等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罗马尼亚、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中英关于会立坎巨提头目的谈判等等。并详细记录华人、华侨在南洋各国的情况。另外,薛福成为保护华侨,与英国进行谈判,要求在英领地设领事,出使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中英交涉的全过程。

  出使日记不仅来源于薛福成的亲身经历,还有的来自于新闻或旧牍,“本大使奉使之余,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12]并将自己的见闻与前人的相关著作相对照,如《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乘槎笔记》《职方外纪》《使西日记》等,力求记载准确无误。正是由于薛福成的细致观察及长于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正如曾光光所言,薛福成与黎庶昌、郭嵩焘等人对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的全面介绍,“突破了传统史学以本国历史为中心的局限,促进了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换”[13]。

  第二,善恶并书,以有利于经世之学。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凡例》中写道:“昌黎韩子有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兹编亦颇存此意,虽不过随时涉笔,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尝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经世之学,惟所书善恶,务得其实。”[3]839

  《庸庵笔记》共有六卷,前三卷《史料》《逸闻》,记载的都是薛福成所亲历亲闻的真人真事,尤其是两卷《史料》,“涉笔严谨,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参私见”[3]839。《史料》《逸闻》记载了当朝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奇闻趣事,其中有不少是正史中所未记载的,这也是薛福成撰写《庸庵笔记》的原则之一,“是书所记,务求戛戛独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当时得之耳闻,而其后复见于他书者,则随手删去。”[3]839如《张忠武公逸事》一文,薛福成重点描写了晚清名将张国梁少年时做盗魁的逸事,而不再写其已经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其奇勋伟杰,彪炳史册,无待余之赘述。若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3]848因此《庸庵笔记》弥补了正史的不足,影响很大,近代掌故大家徐一士就将其作为自己研究近代掌故史实的张本,他说:“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14]

  除了弥补正史之不足以外,薛福成记载大事件及人物事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彰善贬恶,以挽回世道人心。他认为《左氏春秋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善恶并书,功罪互见,“所以示后人法戒也”[3]478。但是近世的国史立传及人物传记,“意主揄扬其贤者,而摈绝其不肖者,由是关系绝大之事,后人但有所取法,无所取戒。”[3]478在薛福成看来,戒应先于法,“虽有志之士,抗希曩哲,力补时艰,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3]478因此他记载了不少耽误时局之事,如《书沔阳陆帅失江宁事》《书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等,让后人引以为戒。

  薛福成也描述了很多正人君子的形象,其目的在于以君子之行迹劝谏后人。如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详细描写了曾国藩灭“粤贼”、治军治吏、办洋务等忠勋事迹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及其“专务躬行,进德尤猛”、“知人之鉴,超轶古今”[3]21的为人,并认为曾国藩“似汉臣诸葛亮”。薛福成写此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不忍“令其苦心孤诣,湮没不彰”,另一方面则是用曾国藩的德行,“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后世人臣之法”[3]22。他在《萧母黄太淑人八十晋一寿序》中,写黄太淑人“仁孝慈俭,约己厚人”,虽然家贫,但“振人缓急,如恐不逮,里中惸独者、孤寡者、衰且癃者、殁无棺者,必获所求以去”[3]375。她的善行挽回了当地的世道人心,“尝使鬻妻者将离而获全,不肖者感德而思改。”因此薛福成为其写寿序时说:“不敢以寻常颂祷之辞相溷,故撮举太淑人积累致福之由,与其艰苦历尝之境,以视其后之人,俾知所镜焉。”[3]375

  薛福成还通过对清廉官员与世不同做法的描述,来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进行批评。他在《道衔奉天府治中蒋君家传》中写道:“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俭。率仰赡州县吏,州县地旷瘠,困于积耗,皆浚民侵公以偿所费。又与旗员错治,政令歧出。其下缘为奸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隐,货赂公行。”[3]78指出了奉天府吏道的黑暗,而蒋大镛任奉天府治中时,不与当地官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吏道益刓不肃,君独皦然自振厉。上官讽以稍去崖岸,毋自苦。君正色谢不敏。”[3]78

  三、论其世、重道德的人物观

  薛福成熟读史书,对当朝掌故也十分熟悉,他对不少人物进行了评价。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他提出“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评价。同时,他评价人物时注重道德品评,体现出他在道德上的价值取向。

  第一,“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

  薛福成在《李德裕纳维州降将论》一文中说:“然后知尚论古人者,先论其世,而玩尚论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论其世。”[3]449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其所处时代的情势,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评价。

  后世对于唐朝政治家李德裕的评价比较高,但对他与牛僧孺关于维州取舍的孰是孰非,有着不同的看法。宋司马光以义利为辩,认为牛僧孺对而李德裕错。对于司马光的看法,薛福成并不赞同,他从当时唐朝的时局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吐蕃为患于唐,犹猛兽、盗贼也,素无信义,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浑瑊与盟平凉,即谋执瑊以侵唐。其后屡和屡入寇。为唐计者,当绝和议,筹全局,甄拔贤将分布关中诸镇,威制吐蕃,策之上也。”[3]448-449因此,他认为李德裕是对的,对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德裕之心,在张国势,巩边防,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忧吐蕃,倘召德裕而相之,必能运筹决胜,制驭四夷,于其相武宗知之矣。”[3]449而对牛僧孺,薛福成认为他阻拦李德裕收回维州,是自私自利、误国殃民的表现,“僧孺之心,不过齮龁德裕,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国计军谋于不恤,亦人所共知也。……僧孺雍容高论,玩愒岁月,妨贤病国,于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3]449

  薛福成对明相叶向高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史》中说:“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15]薛福成则认为明神宗在位之时,天下事已大不可为,但叶向高“随事补救,搘持一二,又能调剂群情,辑和异同,与东林诸君子往来,不激不随,而以时左右之”[3]296,可谓之贤。但有人对叶向高存疑,“然尚有疑之者曰:‘向高既致仕而去,泰昌、天启之间,可以不出。出而值客、魏用事,既不能抗章力争,与廷臣内外合谋,翦除巨蠹,厥后林汝翥之事,卒受群阉困辱以去。’”[3]296薛福成对此论进行了批驳,认为叶向高受明神宗殊遇,而当时主幼国危,其应召而出,为有义,复出时正值客、魏势力根深蒂固,不可能将其猝去。“且攻之过激,彼将铤而走险,故不如与之委蛇,犹可从中挽回,潜移默夺。且向高在阁,忠贤必不能大肆其恶,他日因势利导,未尝不可乘机之去。此则向高之志也。”[3]297叶向高再次请辞,是因为熹宗昏庸,魏广微等阁臣甘做魏忠贤的鹰犬,因此“向高决意求去,而明事遂不可为矣”[3]297。

  西汉惠帝刘盈向来被评价为仁弱,司马迁说他“为人仁弱”[16],班固虽赞他为“宽仁之主”,但是悲其“遭吕太后亏损至德”[17]。世人以惠帝不能防闲太后,作为他仁弱的证明。而薛福成则认为此“误矣”,他认为汉惠帝的遭遇是天定,非人所能为,“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韩彭辈如缚婴儿,谲诈悍戾,用事已久。为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祸;欲婉谏之,又不见听。”[3]315就算是汉文帝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养晦避祸。而且汉惠帝在位期间,也对吕太后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帝怒辟阳侯行不正,则下之狱,而太后惭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诸吕未尝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产、禄相继封王,高帝诸子相继幽死,辟阳侯且为右丞相,居宫中矣。则知惠帝在时,太后犹有所严惮而不敢逞。其维持匡救之苦心,后世所不尽知者也。”[3]315在薛福成看来,汉惠帝在位七年之治不在汉文帝之下,且汉惠帝“天资仁厚,殆非文帝黄老之学所及也”,“实三代下守成令主”[3]315。

  第二,注重道德品评

  薛福成十分重视道德,认为一心向善即为天堂,心向恶则为地狱,“天堂地狱之辨,在乎一心:心之善者,其阶级之多,岂止佛氏所称三十三天也;心之恶者,其等差之众,岂止佛氏所云十八层狱也。”[3]310在薛福成看来,天下如果善人多,则天下可治,“有一乡之善士出焉,好行其善而一乡治,积而至于县、于郡、于行省,莫不皆然,而后天下可治。”[3]378因此薛福成在评论人物时,以善恶为标准,彰善贬恶,以明人伦、正风俗。

  薛福成对恶人不遗余力地进行鞭笞,他在《山东某生梦游地狱》一文中,将恶人分为以下几类:一为暴贼,即历史上杀人如麻之人,如朱粲、黄巢、李自成等;二是逆子,如弑父的商臣、弑叔母朱太后的孙皓等;三是逆臣,如王莽、朱温、石敬瑭等;四是谗佞奸臣,如江充、主父偃、来俊臣、李林甫等;五是淫妒悍逆妇人,如妺喜、妲己、赵合德等。另外还有酷吏、贪夫、陋医、奸商,等等。薛福成信奉善恶报应说,他在文中写道:“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恶以为报施,铢两悉称。或前世有善恶,而今世报之。或今世有善恶,而来世报之。其他善恶,或本身受其报,或子孙受其报。”[3]959因此,他将这些恶人全部下了地狱,身受各种酷刑。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薛福成对造反篡位之人深恶痛绝,尤以隋文帝、明永乐皇帝为甚。历史上对隋文帝的评价以肯定为主,如《隋书·帝纪第二高祖下》认为隋文帝“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王”[18]。而薛福成则认为隋文帝毫无功德,“欺外甥以篡其国,而杀机深险,至尽灭宇文氏之族。”[3]961他将隋文帝下了第十八层地狱,并使其坐在针棘之上,只要一动就痛彻心骨。而永乐皇帝朱棣,“不过吴王濞、赵王伦之徒,侥幸篡夺,而屠戮忠良,用心惨刻,绝无人理。”[3]961薛福成对其的惩罚是在他的牢狱中放一百缸粪,将其万古置于恶臭之中。

  恶人下地狱,善人则入天堂。薛福成将天堂分为三层,人品绝佳,毫无渣滓之人在第一层天,如三皇五帝、商汤、盘庚、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惠帝、北魏孝文帝、唐高祖、宋太祖、金世宗、明孝宗等皇帝,孔子、孟子、朱熹、程颢、程颐等大儒,伯夷、管仲、张良、房玄龄、范仲淹等古皇辅佐之人,娥皇、女英、周宣姜后、孝惠张皇后、班婕妤等品行高洁之后妃,以及孝子、贤母、节妇、贞女、孝女等。其余在道德上有瑕疵之人在第二层、第三层天,如元太祖、明太祖,薛福成认为元太祖“杀伐过重,上干天和”,明太祖“屠戮功臣、淫刑以逞”,二人“皆降在第三层天矣”[3]968。

  薛福成曾在日记中对光绪初年以来的出洋使臣一一进行评论,评价的标准除了事功,最看重的就是道德。他将曾纪泽排在第一,郭嵩焘排在第二,“侍郎虽力战清议,以至声名败坏,然其心实矢公忠。且他人必无此毅力,无此戇气,故居第二。”排在第三、第四的是郑玉轩、黎庶昌,“玉轩、莼斋,皆君子人也;居心稍悫,所值又非可以见功之地,以至无建树,故居第三、第四。”陈兰彬又次之,“荔秋虽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黎,实非干事之材,故居第五”。在薛福成看来,这几人都是君子,就算陈兰彬没有干事之才,排名仍然靠前。排在最后的几位皆人品有问题,李凤苞“才力有余,西学亦精,一旦得志,器小易盈,其所为颇近于小人”,排在第十四位。刘锡鸿“以气节自矜,居心实其巧诈,建议亦多纰谬,足以贻误大局,故居第十五”。崇厚“以头等公使自夸,与俄人商定约章,误国病民,为世大戮,故居第十六”。排在最末的是徐承祖,薛福成认为其“身居使职,而以赃败,风斯下亦,故以垫焉”[4]826。

  综观薛福成的史学思想,不管是提倡因势而变的变易史观,还是他的史学经世思想及对人物的道德品评,其目的都在于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因此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遗余力地批评社会的不正之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评价,彰善贬恶,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他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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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薛福成.凡例[M]//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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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史学经世思潮[J].暨南史学,2005(2):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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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221.

  [1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92.

  [18]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3.

作者简介

姓名:郑素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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