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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则须疑”:李大钊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2019年12月19日 09:34 来源:《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 作者:李长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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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李大钊不仅是唯物史观派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还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联系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从现有资料来看,李大钊与顾颉刚曾一度供职于北京大学,但二人的关系却较为疏远。然而,唯不能因此而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这一学术因缘的深入挖掘,不仅可以推动李大钊和顾颉刚的个案研究,更能引发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学书写问题的再思考。

  关 键 词:李大钊 唯物史观 顾颉刚 “疑古”思想

  作者简介:李长银,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系副主任。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燕赵史家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HB18LS011)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李大钊的学术定位,过往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但事实上,李氏不仅属于唯物史观派,还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才能更为“近真的”估定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论断决非推测之辞,而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作为史料考订派的头面人物,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关于这一点,过往学界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观点上,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但认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也不能成立。第二,在材料上,主要以《顾颉刚日记》为依据,未能参考《顾颉刚书信集》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的相关资料。因此,关于这一课题,尚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以及辨正的必要。

  一、不相为友的人生交往

  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人生交往始于北京大学。李大钊于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在此之前,当时正在北大求学的顾颉刚即得到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1917年12月17日,顾颉刚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行严先生未能忘情政治,政界中人亦不能忘先生,故虽在学校,而政务殷繁。初闻有南行之说,近已将图书馆主任开去,易以李守常,亦《甲寅》杂志记者也。”②由此可知,顾颉刚十分关注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这次人事变动,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专门提及。

  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交集,张京华先生首先注意到了顾颉刚的《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其言曰:“1918年3月,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十几天(1918年3月4日至16日),专门批评图书馆工作”。之后又说:“其后到1920年7月,顾颉刚毕业后在北大求职,求职单位正是图书馆”。但是,“顾颉刚没有直接找李大钊帮忙,而是转由胡适推荐,表明了他与李大钊、胡适二人关系的远近之别。”③若以此观之,顾颉刚在进入图书馆之前,与李大钊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还存在一些过节。

  但事实上,这位论者的叙述尚须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根据顾颉刚的《致〈北京大学日刊〉》与《西斋读书记第一册》,《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并非写于1918年3月,而是写于1917年11月。至于此文之缘起,顾颉刚在《西斋读书记》中进行了说明,兹转引如下:

  十月中,章行严先生接任图书主任后,即下通告,谓馆章预备改订,所有阅书时间、书籍分类、取书方法及其他应改良之处,学生诸君如有意见,尽可开列送交本馆,以便择取,云云。予笃好书籍,而于本校图书馆踪迹颇稀,由其取书不便也。因草条陈若干则,而馆中随时改变,予陈即不得不随时窜易。④

  由此来看,《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是响应章士钊的“通告”而作,绝非是有意针对新上任的李大钊。

  其次,在进入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胡适、李大钊的关系确实有“远近之别”,但这个区别有待于解释清楚。第一,李大钊进入北大的职务是图书馆主任,故顾颉刚与其没有直接的交往,用“远”来形容二人的关系似乎都有些牵强。第二,与李大钊相较,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略为密切。根据《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胡适进入北大不久,即开有“中国哲学史”一门课,而顾颉刚正是台下听课的学生之一,并受到了不小的启发,故二人有一定的师生之谊。⑤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并不是很“近”。否则,当顾颉刚毕业在北大找工作,便不会由罗家伦代为推荐,而是自己亲自去找胡适帮忙。如此来看,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李大钊的关系是相当的“远”,但与胡适的关系也不是很“近”。

  1920年7月,顾颉刚正式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开始了与李大钊的交往。对于这一交往,周文玖先生根据《顾颉刚日记》进行了扼要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顾颉刚对李大钊是很尊重的,在日记中一般称‘守常先生’。”但是,“日记内容显示,他们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似乎没有特别的私交和学术沟通。”此外,他还对“《顾颉刚日记》所记的有关李大钊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其一,“属于工作请示和工作安排”。其二,“对李大钊的不满”。其三,“对李大钊鼓吹革命,从事反对北洋政府活动的责备。”⑥总之,顾颉刚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后,虽然与李大钊有了正面交往,但也仅限于工作关系。

  其实,较之《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更能反映出二人的这一微妙关系。《顾颉刚书信集》收录了顾颉刚致李大钊的四封书信。若仅从这四封书信来看,顾颉刚对李大钊还是颇为“尊重的”。⑦不过,顾颉刚在致其他人如蔡元培、沈兼士等人的信中,但凡有提到李大钊的地方,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批评,莫过于他于1922年6月19日写给刘经庵的一封信。其中有言:

  我是在北大图书馆服务的,图书主任是李大钊先生,他是主张布尔希维克主义的人,是外边大家知道的。在我们想,他既是主张劳农,必定是一个痛恨“不劳而食”的人,一定是一个不肯“敷衍职务,攫夺薪金”的人。因为他既然主张这一种主义,自然他的性格是应当合于这一种主义的。但一看他的行事,真使人悲观到极步。图书馆的事情,他什么都不做。逢到有人说图书馆里那件事不好,他便招了几个事务员吩咐道:“外边怎样说我们,我们还是改一下罢!”等到外边不说了,这件事就无形消灭了。⑨

  总之,在顾颉刚看来,李大钊的“行事”与“主张”是不一致的,其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也是不称职的。

  1922年7月22日,顾颉刚致函李大钊,“正式请求解职”。⑩二人在北大图书馆共事的经历遂就此结束。此后,二人虽还均在北大工作,但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总之,顾颉刚与李大钊虽然有一段共事的经历,但二人的关系则是颇为疏远的。若用一个习语来形容这一关系,不相为友或是一个恰当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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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长银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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