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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2019年12月05日 09:48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何晓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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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自立主体,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根本在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的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研究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突显“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与神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关 键 词:章学诚 史学主体地位 史德 史学宗门 圆而神 方以智

  作者简介:何晓明(1951-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

 

  “于前史为中流砥柱”,说的是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主体地位的挺立,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乾嘉时代,经学(考据学)“烂然如日中天”[2]74。此外的一切学问,都成为它的附庸。唯有章学诚提出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之说,为历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卓然独立,首立头功。

  章学诚早年求学,即不喜为应举时文,而青睐史学。“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3]224。“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93。章学诚认为,史学与经学的特质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价值标准有异。卓越的经学家很可能不精通史学。例如韩愈,“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3]389。“戴东原之于训诂,能识古人大体;程易田之于名物制数,能好古敏求,详审精密。南宋儒林诸公,撷长校短,未易优劣。元、明数百年来,无其人也。然戴氏识精,而程君学密,著述足自成家,而属辞比事之文,则才非所擅。盖史才、经学之判也久矣”[3]371。与经学相较,史学是切于人事的比勘证实之学:“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3]125;“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3]611。

  乾嘉时代,学人的一般认知是,经学是求道的唯一途径。这方面的代表性言辞如戴震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183戴震的这一说法,折射出乾嘉时代学人的普遍认知:“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5]184而章学诚却以为,不惟经学,史学亦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

  章学诚承认,圣人遗传的“六经”确是载道之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是求道之学。但是,“六经”所言,只是对“道之迹”的表述,而非对“道”的规定,更不能说明它们成书之后所发生的人间世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所以“六经”只是道之器,而非道自身。在章学诚看来,无论六经成书前后,反映人世间诸般事务规律、包括起源于“三人居室而成道”的人心人性规律的研究,不能依靠经学,而只能依靠史学。这就是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523。这也是他在经学如日中天、一统天下的乾嘉时代,力挺史学主体地位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章学诚认为,史学不应为经学的附庸,经学与史学也没有高下之分。他特意声明,自己的多篇文章,“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戴东原之经诂,可谓深矣,乃讥朱竹垞氏本非经学,而强为《经义考》以争名,使人哑然笑也。朱氏《经考》,乃史学之支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何尝有争经学意哉!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3]315。章学诚不满乾嘉时代弥漫学坛的一味考据之风,强调治学亦当通义理。他本人并非不擅考据,“他时时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因此他的义理发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他与当时考证家最不同之处在于他所整理的文献是历史,而一般考证家的研究对象则是经学”[6]45。

  章学诚在经学的一统天下里为史学争立主体地位的论辩思路,不是在经学的研究领域内闹分裂、搞割据,而是从研究资料、宗旨、目的、手段等诸多方面,将儒家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将名物考据坐实为史实证明,将义理探究归结到历史演化规律。章学诚认为,经学讲考据义理,讲天人性命,但是,“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1]523。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524这便是他倾情于史学的初衷。

  根据“切人事”的基准,章学诚认为,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掩盖了历史学真正的学理价值。“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3]86。他继承王阳明、李贽等人的经史互为表里的思想②,在《文史通义》开篇即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章学诚申明史学的主体地位,其认识基础是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的深刻反省。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流变,章学诚有独到的判断。他认为,史学之发端在《春秋》而非《尚书》。“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470。“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3]615。他批评“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固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1]30。战国、秦、汉之际,史学以家学传承的方式延续,“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3]616。隋、唐以降,朝廷设馆修史,“故家自为学之风息,而一代之兴,必集众以修前代之史,则史学之再变也”[3]616。再变的后果,是史学的根本性衰微。“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1]471。从表面形式上看,后世正史完全继承了马、班所创体例,但内在宗旨却“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50

  既然“史不成家”是导致史学失传的本因,那么,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说到底实有赖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关于史家主体,唐人刘知几有“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章学诚在此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认为,就史家主体地位的建构而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1]219。刘氏之谓“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1]219。章学诚强调:“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1]219

  章学诚从“心术”角度讲“史德”,有深义焉。论者多以为刘知几已强调史家之德,“直书”、“曲笔”是也。“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179。章学诚则更深入一层,从如何养成史德的根本大义上,将司马迁“通天人之际”的史家首条素养,落实到个人性情的修为。章学诚说,“良史莫不工文”,“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1]220。良史至文,“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史家之文,是史家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情的凝结。“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警醒自己,“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220。为良史者,必须时时调整气与情,防止违理自用、汨性自恣。如果气失而宕、激、骄,情失而流、溺、偏,那么形诸史笔,则“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1]220。章学诚在这里强调的是:“戢敛血气,安静情感,一秉理性以写史,为史家应有之态度。”[8]100据此,章学诚认为,屈原和司马迁均为史德的典范。《离骚》和《史记》也绝非所谓怨诽发愤之作,而是气平情正、天道人义的“千古之至文”。“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1]222。

  章学诚批评前辈史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552他提出史德(性情修为)、史识(见解判断)、史学(学术功力)、史法(著述规则)、史意(思想宗旨)、史体(学科格局)、史笔(文字表达)等一系列学理概念,意在建立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历史学理论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邵晋涵所称“于前史为中流砥柱”,绝非友朋之间相互激赏而发的溢美之词。

  “于后学为蚕丛开山”,说的是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在重大理论建构方面,为近世史学的生动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研究者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著作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

  章学诚总结《尚书》、《春秋》以下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但“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49~50。中国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史记》和《汉书》,同为纪传体,但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章学诚在这里辨别二者的异同,关注的不是史书的体裁和体例,而是其内在的学术理路。显然,在他眼中,外在的形式远不如内在的神韵更值得史家去琢磨和体会。同样,我们研讨史学的理论建构,最关心的亦不应是外在的体裁和体例,而应是内在的学术理路、内在的神韵。

  所谓学术理路,是指治史者遵循的治学逻辑、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依本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学术理路既是个性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共同遵守的;既可以体现在个人著述的文字中,也可以体现在学科演进的规律里。人们常常议论的学术派别,其实就是大致遵守相同学术理路的学者的集合体。

  关于学术理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家早有辨析。唐人刘知几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9]301史事之实录与史义之阐发,要旨不同,手法不同,但均为治史之正道,不过流派有别。接续这一思想,章学诚继续推进:“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9他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1]49虽然“皆为纪传之祖也”,但“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50。这里的“记注”和“撰述”,表面上看是著作体例的区别,但其实质却是学术理路的区别。此外,章氏还有“著述”与“比类”、“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的区别,所指大致相同。

  章学诚认为,“撰述”和“记注”作为史学两大宗门,各有自身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和技术手段。他分析三代前后史学的重要变化:“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1]30因此,史学的发展路径,应当是回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的正确轨道上来。有学者认为,章学诚用“撰述”和“记注”两个概念分别界定历史著作和史料记载[10]126。这是误解了论者的本意。章学诚主张“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81。在他的心目中,“整辑排比,谓之史篡;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524。因此,他所谓的“记注”,也不会是单纯的史料记载,而是具有“方以智”特征的史学一大宗门。

  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讲究“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

作者简介

姓名:何晓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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