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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淼:王船山的历史观
2018年02月07日 08: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罗淼 字号
关键词:历史观;以史为鉴;历史规律;朱熹

内容摘要: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其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为其遍注群经后,含英咀华之作。而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

关键词:历史观;以史为鉴;历史规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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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其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为其遍注群经后,含英咀华之作。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船山认为易、史关系为:“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由此可知,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而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

  建立在易学基础上的历史观

  船山认为,宇宙间之理、气、象、数,皆由阴阳大化而成,所以天地人物同出于阴阳无心之化,只是草木任生、禽兽患死,唯人继善成性能尽乎生。所以船山提出:“人者,天地之心。”无人之天地,无先后、古今、生死、有无;唯有人之天地,具“宇”“宙”观念,始有对今夕初终的觉知。

  历史为人类所特有的“识力”,但并非有人即可称史,这种“识力”依托于文明的出现。如船山所言,轩辕以前太昊以上,因无完备的文字记录,所以是“前无识而后无与传”的时期,故此一时期不可称之为“史”。生活于无史时代之人,亦不能被称为“人”,仅能称之为“植立之兽”。可见,历史与人之间有着互相成就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船山认为,历史兴衰是由一个时代之人的善恶集合所成。他从易学“天地之数”切入这个问题:在易学宇宙观中,宇宙由天地之数五十五构成。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数,相加得二十五;二、四、六、八、十为阴数,相加得三十。天地之数就是由阴、阳的总数相加而得,是为五十五,意谓囊括一切数和万物。人与物的生命均由性数和养数构成,谓之“养与性均以有生”。“性”是人或物的类属,人所以为人之性是《易》“继善成性”中,自发继乎上天的生生之德,由阳数二十五代表,因之为“性”故而轻盈纯一;而“养”则是维持人或物生存的物质条件,由阴数三十代表,因其为“食色”故而形实杂浊。在天地之数中,阳数二十五本少于阴数三十,如果人充养数以替代性数,久之浊而又浊,则衰世成。与之相反,如果人能“尽性而利天下之生”,这即是充性以节养,久之清而又清,盛世即相积而成。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有在位者聪明而强力,能起事功以充性节养,则更具效果。总而言之,历史之兴衰源于人性善恶之积,正如船山所言:“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晋之五胡云扰,善恶之积,亦有往来,率数百年而一复。”

  船山不否认历史的偶然性,但他并不以诡谲为意,而是强调公义对历史的决定性。所谓公义,顾名思义为“大公之义”,船山特别强调“公义”非一姓之私,而是以天下之公为功,同时又不据为己功,所以历史中虽有秦统六国“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前例,但秦仍国祚不长,原因即在于执政者仅为一姓之言,而非为公义。他得出结论,天道阴阳和合与人道仁义相资,是决定世间万物能否有序发展的标准。如果阴阳失调则有天灾,仁义缺失则有人祸,因此天人和合之际,多为历史上大统一之治世,反之则为变革纷乱之时。

  历史规律的探寻

  古今中外治史者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在此之前,史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如《公羊传》中“三世循环论”、邹衍所倡导的“五德终始说”等。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易·系辞》中早有发明,“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船山十分推崇《易传》中的历史进步论,并结合自己“乾坤并建”的易学观,认为历史进化是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共同进化。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素来重形而上、轻形而下,但船山认为形而下之器是道产生的条件,同时又是道的显现。形而上之道并非悬空而无形,亦如历史的进化观念,不仅体现于观念臆想,而且显现于牢醴璧币、钟磐管弦,验证于弔矢、车马。从道器、阴阳观念出发,船山认为历史发展在于理、势的相互作用,“势”为历史发展之大势,“理”则为驱动大势的原理。“势”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又不是绝对必然。大势之下仍有历史之偶然发生,而偶然一经出现,即是新的合理情势,所以他提出:“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理随势而变化,但是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成势的可能性,理势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能动关系,所以“理势”没有固定的规律可言,即便“理势”相适,亦会因“时”而变,故船山认为“时”在历史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船山之前,朱熹也提出过“理势”之论,但二者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理”在朱熹的论域内是宇宙之本体和主宰,朱熹认为“才有此理,便有此气”,主张天理流行,势、时虽有变化,但理是不变的,故而朱熹言下之历史,是以天理之不变而展开的。而船山所言之理,为气、势内之理,理随时、势而变。他认为治史应该做到:“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显然历史的严谨性及经世致用的效用性,是更为船山所重视的。

  以史为鉴之目的

  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认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史应推之可行、无取于浮谈,一言以蔽之,治史在于以史为鉴。然而古往今来,以史为鉴而致用惨烈者不乏其人,如北周宇文氏仿西周建六官制而使制度形同虚设,北宋李仲昌按《禹贡》治黄河,终使商胡决口塞。船山总结其失有二:一为对历史僵化的临摹,二为心失其正。第一点是认识问题,因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够深入,故而昧于明、失于察。

  何谓深?“深者,不闻不见之实也”。人皆以眼见为实,但是船山从自己提出的乾坤并建易学观出发,认为现象界也有不闻不见之实。易卦中,六爻成一卦是人所能见者,一卦由阴、阳爻共组,在卦成之前,乾卦六阳爻与坤卦六阴爻,已早备于前以待新卦组成。人所见之卦,是阴阳爻变化最后的呈现,中间过程如乾坤阴阳之如何组、如何成、如何为此卦非彼卦,是人所不见之化。

  所谓“十二相通以合徳”,就是所见之卦与所不见之化相合。同样道理,研史之深者,就是既能看到历史事件,又能看到此事件背后如何成化,这即是船山言下知时、知天、知几者。然而,仅有“知”能还不够,古往今来不乏知天、知几者,但以此治世者极少,原因在于知晓后的选择。如船山所言,同样为知时、知几者,君子用之“以理司化”,而黄老道学用之“以几远害”,更甚者有知之识、无化之能,轻言妄动,终酿成祸。因此,仅有认识还不够,还要有守正仁义之心,以对待历史鉴戒。

  船山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立国者仅图霸业,而不修向荣悦乐之教,则子孙昏庸暴虐,即便厚戒于前,仍失之于后。所以船山提出,史鉴非为王者、霸者所资,不仁之人即便具有资鉴历史之能,却仍会失之于不仁之祸。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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