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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
2017年07月12日 08:54 来源:《史学史研究》 作者:尤学工 余康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章太炎具有浓厚的“明遗”情结,对明朝年历冠带的缅怀与坚持、对明季史料的用心收集、对顾炎武等明遗民学行的慕效,都充分展现了这种情结。④朋辈师友弟子不约而同地将章太炎与晚明遗老相提并论,其感受当来自于章太炎日常言谈举止之濡染,较为真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章太炎的“明遗”情结。二、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与实践章太炎对清官修《明史》多有不满,一直想补撰《明史》,于是就有了关于《后明史》和《明通鉴》的设想,也对明清之际的人物和史事进行了诸多考证,撰成了《清建国别记》等。三、明史研究对章太炎的意义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关键词:章太炎;全集;别录;遗民;明季;文化;史学;明史研究;史料;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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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章太炎具有浓厚的“明遗”情结,对明朝年历冠带的缅怀与坚持、对明季史料的用心收集、对顾炎武等明遗民学行的慕效,都充分展现了这种情结。在“明遗”情结驱动下,章太炎进行了大量的明史补撰与考订工作,主要包括《后明史》、《明通鉴》、《清建国别记》等的编撰设想,别录体、事状体等史学体裁的创新,以及明季史事的考订和史料的收集整理等几个方面。对章太炎来说,明史研究具有华夏文化意象、思想资源、理论武器以及人生指导等多重意义,体现了他学用统一的史学价值观。

  关 键 词:章太炎 “明遗”情结 明史研究 史学价值观

  作者简介:尤学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余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明史修纂和研究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末民初。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既有清廷的官修《明史》,也有大量的私修明史著述,如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张岱《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这些明史著述不仅体裁多样,而且风格各异,代表着不同史家群体对明史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反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如果说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热潮是中国古代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那么清末民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热潮就是中国史学和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了。这次热潮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择、研究旨趣与取向等方面显示出与前次不同的特点。其中,章太炎的明史研究①独具特色,既有其个人的文化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的时代诉求,值得深入探讨。

  一、章太炎的“明遗”情结

  明季多遗民,而以江浙最为集中。他们隐居著述,结社交游,以遗民气节相砥砺,引领一时风气,直接影响着清初的文化生态和政治格局,也塑造了江浙文人特有的风骨,流风所及,直至清末。章太炎生长于兹,深受江浙文化土壤的滋养。他的朋友、弟子也多把他与明季遗民相提并论。宋平子认为他“一孺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①章太炎逝世后,蔡元培题写的挽联有“后太冲炎武已两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②之语,他的嫡传弟子钱玄同及吴承仕分别题写“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③、“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④朋辈师友弟子不约而同地将章太炎与晚明遗老相提并论,其感受当来自于章太炎日常言谈举止之濡染,较为真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这种情结可以通过章太炎对南明纪年的执著、明裔史料的留心和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来加以认识。

  章太炎曾对李光地“荐降臣施琅可用状。玄烨内其言。二十二年,卒下台湾。自是明氏子孙,与奉中国年历冠带者,无遗育”,⑤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和遗憾,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年历冠带”的眷念。“冠带”自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化宣示,而“年历”则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能够展示史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为了尊奉“中国年历”,章太炎有意在其论著中大量使用南明“年历”,以彰显其民族立场。《訄书》初刻本后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⑥之书法,类似书法曾反复出现,如“自永历伤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⑦“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渎,云雾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⑧永历是南明桂王的年号,辛丑是南明桂王永历十五年(1661年),这一年桂王政权为清人所灭。在章太炎看来,辛丑年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不仅标志着“明祚既移”,而且还意味着“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显然,他是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的,并以之为“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象征。他看重的是“永历”和“辛丑”所蕴含的“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延续,并为它的“澌灭”而痛心。对此,有人指出:“那时他虽然还在‘与尊清者游’,却已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怀着深刻愤懑,以致不愿用清朝纪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权灭亡以后的清朝统治,都视为非法,因而使用‘辛丑后’纪年”。⑨后来,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他在《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公开呼吁:“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⑩这种充满了明遗情结的呼吁无疑是对“中夏复国”的期冀,真实地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心境与追求。

  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遗民“潜德”是章太炎“明遗”情结的又一重要表现。民国稽勋,章太炎以为,明室遗民“皆宜表意,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谓狐死首丘、叶落归根者”。(11)所谓“本源”和“根”,显系指“中夏”种族与文化。为表彰作为“本源”的明遗民及其后裔的事迹,他用心考索,甚至亲自联络,查找明遗民的宗谱族谱,“以彰潜德”。这正反映出他“不忘本源”、“叶落归根”的文化立场。章太炎从《滇系》里发现“永历帝崩于旧晚坡,从官遗嗣殆尽。然清乾隆时尚有宫裹雁者,为永历帝后”。该书附有详细的考索,指出“永昌守杨重谷闻变,欲以宫裹雁为功,乃诇周某,好迓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轻动。狱已具,杀之于甕城”。他痛恨清廷“灭台湾,后必杀宫裹雁,遗烬灭息,百无一二存”。或许是不甘心永历后裔就此“遗烬灭息”,他推测说:“桂家生齿既繁,不独一宫裹雁。曩占之归,其男夫尽从以往,则永历犹有遗种”,可惜“缅甸灭于英吉利,其踪迹遂不可得详”。(12)类似的考索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对明太祖第十五子辽简王之后松滋王和李赤心后裔的考索。他认为“史表不载术经薨年,亦无谥号,是必终于崇祯亡后,及荆州陷虏,亦不知术经所终”。他据腾冲李根源所言“(李)赤心有后,在腾冲城东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后,更姓段”,又据松滋王后《朱氏家谱》所载“永历帝西走永昌,(李)赤心之子实从,复从至缅甸。二年而帝为缅甸送致虏君,赤心得脱,遂寄住腾越。以段为云南大族,遂改称段氏以自晦”,断言“清末腾越有把总朱开宝,即松滋王后。贡生段尔超者,即李赤心后”,“其一心为民,未尝携贰,而赤心独有后,是亦君子所乐道”。(13)对于吕用晦,章太炎称赞他是“以侠士报国者”,明亡“年始十六,散万金以结客,往来铜炉炉石镜间。窜伏林莽,数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后因曾静案惨遭戮尸,诸孙“皆戍宁古塔。后以它事又改发黑龙江,隶水师营”。这样的遗民忠烈深受章太炎仰慕,民国元年章氏还“至齐齐哈尔,释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14)民国二年,章氏任东三省筹边使,犹不忘“为黑龙江的浙江同乡会呈请褒扬吕留良的后裔”,(15)还亲自“至其家,见《三鱼堂文集》,其中有《祭吕晚村先生文》一首,因知陆稼书实为晚村弟子,今通行《三鱼堂文集》无此祭文,则乾隆以后抽毁之本”。(16)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章太炎之所以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季遗民,实出于对中夏“遗种”和文化的期冀和深情。

  对明季遗民尤其是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也展现了章太炎浓厚的“明遗”情结。他曾说:“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17)其实,他欲慕效的何止谢枋得、刘宗周,顾炎武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章太炎认为,“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18)他“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19)“远绍亭林,志节亦相似”。(20)无论是他早期宣扬“排满”,还是“后期演说当中,提及顾炎武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晚明其他人物”。(21)这是他“时常放在心里”的人物。

  章太炎对顾炎武之学颇为推崇,认为“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22)无论是顾氏治经史的旨趣与方法,还是顾氏的种姓思想和文化立场,都成为章氏治学的内在酵素。他的音韵学颇受顾炎武影响,治学之初就“求顾氏《音学五书》”,(23)对顾氏“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的说法表示“是则然”。(24)他认为顾氏著“《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25),而他自己就是其后一位“禀”顾氏之法的“言声音训诂者”。对顾炎武的读经讲学之法,章太炎也慕而效之,他办国学讲习会就是效仿顾炎武的读经会。他曾说:“宁人所以启清儒户牗者,《音学五书》、《日知录》为最著。然握其枢者,读经会也”。(26)他如此描绘顾氏读经会的情形:“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27)。而章太炎“除星期讲演会以外,还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弟子最佳者,为杨立三,为师所称许”。(28)钱基博认为这就是“以亭林温经温史之法为习”,(29)章太炎也承认自己是“效顾先生读经会制”。(30)明季遗民严种姓,顾炎武欲撰《姓氏书》以彰之,未就。章太炎对此深表惋惜,表示自己“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后来,他“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乱氏者,为《序种姓篇》”,(31)以宣扬种姓思想。以“未能执鞭”为憾充分说明了他对顾炎武的态度。同样,他指出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说的背景是“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表示“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而时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32)于是他作《革命之道德》,把顾氏之言为天下学说发挥成推行革命道德的准则,并认为革命能取得成功,“舍宁人之法无由”。(33)章太炎对“宁人之法”的推重,体现了他对顾炎武文化立场的认同。在章太炎看来,“宁人之法”不仅要学习,更要躬行,治学与立身本是一体之事。“顾宁人者,甄明古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34)这种“学用一体论”在章太炎身上亦有鲜明的体现。以上事实表明,章太炎几乎把顾炎武作为“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35)他的言行处处可见顾炎武的影子,反映出浓厚的“明遗”情结。

  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表面上是对明朝历史的追忆和明遗民的慕效,实质上是将他们视为华夏文化的象征,借此宣扬华夏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曾自责说,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36)为使“国故民纪”不“绝于余手”,他将学术视角转向了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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