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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
2017年06月02日 09:13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大胜 字号

内容摘要: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一、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源流钱基博的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三、钱基博史传思想的局限性在钱基博的三类史传著述中,碑传属于单篇文章,不需要审度与其他篇章的关系,志传和文学史作为专著,需要从整体考察篇章之间的联系。钱基博的学术根基深厚,承自传统,由传统蜕变而来,在新的时代影响下,又有局部革新,这显示了钱基博深厚的学术积淀以及顺时而变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钱基博;学术;韩愈;写作;人物;纪传体;校订;傅宏星;中国文学史;正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钱基博一直坚持史传体例的创作,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综合来讲,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钱基博通过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为学术界贡献良多。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钱基博史传创作也未能避免。

  关 键 词:钱基博/史传/碑传/文心/史通

  作者简介:刘大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民国时期,学术界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求新与保守之间存在壁垒。钱基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贯四部,擅长集部之学,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直坚守着传统学术的核心理念,希望在继承中有创新,对一味趋新提出尖锐批评。如何继承传统学术,如何建立现代学术,又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重新反思这些学术上的根本性问题,不妨从探讨民国学术人物的个案入手。

  钱基博的史学类和与史学类相关的著作基本都用史传写成,可以说史传创作贯穿其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按照类别划分,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可划分为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三个部分。碑传部分包括各类传记、行状、铭表、祭诔、碑记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碑传合集》和《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志传包括《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人物志》、《无锡人物传稿》、《常州学者传》、《韩愈志》、《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集·方志汇编》、《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文学史传包括多本文学史论著,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

  从学术史上看,相关探讨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多篇书评和专题论文对其特色,尤其是史传特色有分析①。少数论文对《近百年湖南学风》和《韩愈志》有探讨②。傅宏星主编的《钱基博集》中,多部书的《校订后记》涉及史例、史法、学术来源及特色③。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细致全面地探究其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挖掘其源流发展和利弊得失,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源流

  钱基博的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钱基博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三种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传理论。

  (一)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

  纪传体是传统史学体裁之一,由本纪、列传、表、志等组成,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叙述诸帝行事,兼及一代军国大事,具编年纪事性质;列传包括世家、载记等名目,记载功臣将相、名贤硕学,以及少数民族、外国事件等。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将黄帝至汉武帝之间的历史诉诸笔端,融文于史,寓史于文,撰写了享誉千载的《史记》。鲁迅给予《史记》非常高的赞誉,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班固沿用纪传体撰修断代史《汉书》,其中汉高祖到汉武帝中期一段据《史记》笔削而成。西晋时,陈寿依然采用纪传体著述《三国志》,分列魏蜀吴三志。南朝宋时,范晔沿用纪传体撰修《后汉书》,文辞雅致,成为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被称为前四史,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成为传统叙事的主要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史发展。

  钱基博自幼耽习文史,不但终身精研司马迁的《史记》,还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发表很多与之相关的学术评论。他认为:“盖《史记》一书,内容丰富,昔贤有终身研诵,而不能尽其蕴者。”如何阅读《史记》,钱基博认为应该有一套方法:“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④钱基博的方法分为三类,分别是“就研究义例读”、“就研究文法读”、“就研究文学读”,用这套方法教授学生。

  对《史记》亦文亦史的特点,钱基博也有一定评价:“太史公《史记》不纯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⑤“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⑥对其体例特征,钱基博有深入分析:“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⑦《史记》文史兼备,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叙事简省,文风纵横,深得先秦诸子之长,尤其吸收了《战国策》和《楚辞》的特色。《史记》为发愤之作,叙事中兼发感慨,这一点钱基博有明确认知。

  对前四史,钱基博从传统文论的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他把司马迁和陈寿划为一类,把班固和范晔划为另外一类,认为前一类的成就较高:“盖《史记》于雄肆处运气,班、范于整密处植骨,而《三国志》则于疏朗处见俊也。《史》、《汉》笔多用力,间有板重之习;而《三国志》随意写去,不衫不履,时多俊逸之句。”⑧就司马迁《史记》和陈寿《三国志》来讲,二者又有不同:“史公笔意矜张,如《平淮书》、《货殖列传》等,能于极寻常事物写其不寻常;陈寿笔意淡雅,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传,能于不寻常人物写其寻常。前者衍而为唐宋八家之文,后者衍而为《世说新语》、《水经注》之作也。大抵时经西汉之雄肆,复经东汉之整俪,能文之士若陈寿者,则变而为平淡,盖亦文之一张一弛耳。”⑨西汉文风雄肆奔逸,东汉文章整饬规矩,二者之间确有不同,三国文风转为平淡,陈寿接续三国而来,确实与两汉有不同。但一定说《史记》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三国志》推衍出《世说新语》、《水经注》,则并不是如此,《世说新语》、《水经注》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从前四史汲取资源。对其他正史,钱基博也有一定的研究。对于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钱基博有批判、有继承,对《儒林传》继承较多,对《文苑传》批判较多。对《儒林传》的继承体现在建构独特的文学史著述体系,钱基博讲道:“《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瞭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⑩钱基博文学史传写作的一个重要学术源流是传统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受前四史影响最大。

  综上所述,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钱基博史传写作的主体来源,这不但表现在对体例的继承,也在于对文法的继承。其中,对前四史的继承较多,对整个正史也有通盘的学习和思考。

  (二)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人,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文章发展的新道路。韩愈留下大量祭文、碑志、行状、表状等碑传类文章,对古代碑传写作有独特贡献,相关著述成为后世学人的必读书目。

  自幼年始,钱基博就阅读韩愈文章,对其作文之法体会较深,后不但在学校教授“韩文讲读”,且编撰《韩愈志》、《韩愈文读》、《韩文读语》等。在钱基博存世的一千万文字中,包含大量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碑传类文章,可以窥见其学习韩文的效果。正如马厚文所说,“能究韩文之阃奥,开选本之新途”(11)。《旧唐书·韩愈传》中对韩愈的评价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钱基博认为:“二语推愈之意以为言,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而所谓‘迁雄之气格’者,盖迁之气,雄之格也;逸气浩致出司马迁,奇字瑰句效扬子云,而贯之以孟轲之理。”(12)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尊崇先秦两汉文章,《史记》等传统正史的写作风格被吸收到个人创作中。

  钱基博在学习过程中,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两类,认为这是韩愈创作古文的两种思路,因袭模仿而后自成一家,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根基。“学古之篇”即那些“学古之文,蹊径未化者”,钱基博认为“必先观其学于古有获者,然后观其不学古者之茹古涵今,亡有端涯,乃得窥其功力所至,而学有所从入”(13)。

  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自创之格”,正所谓“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4)。钱基博认为:“(韩愈文)大抵以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为始事;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终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体简词足。他人挨次叙去,费许多说话;他只三数笔,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笔力崭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无匹;而莽苍之势,寓于其中,绝无词费处。读者须玩其高足阔步,迈往不屑之机。”(15)文风简省,气势奔放,笔力千钧,苍劲有力,不虚发,不空泛,是韩愈文章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特征之下,韩愈前后阶段的“自创之格”又存在区别,比如前期锋芒毕露,后期归于平淡。正如钱基博所言:“其先后以所作之时为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则以殿于末;亦有以意测识,而略为之次者;庶几自少至老,文境之峥嵘极而归平淡,可以略见端倪;所以极韩文之变也。”(16)

  相较于“学古之篇”,钱基博给予“自创之格”很高赞誉:“观其《平淮西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施先生墓铭》……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简练,而无一字一句袭班、范,祇是融其气格,而不袭其字句,含英咀华,所以不可及!”(17)学习古文精髓,自成一种特色,不仅仅袭其字句,是“自创之格”最重要的特征。

  在学习韩愈碑传的过程中,钱基博亦秉承着由学古到自创的过程。青年时期基本处在学古阶段,侧重模仿。随着体悟渐深,学术积淀和创作实践渐广,慢慢摆脱了模仿,进入自创阶段。由模仿前辈名篇而成就个人自创之格,同样走了一条“学古之篇”到“自创之格”的道路。钱基博对韩愈文章尤其是碑传文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学术历程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路径。

  除了韩愈,钱基博对唐宋其他古文大家的碑传也有体悟。如对欧阳修的碑传文章评论道:“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18)“韩愈碑志,苍坚迈古,然文而非史。独修据事直书,词无钩棘,不乖传体,而可入史;特出笔虽坦易,而下语极矜慎。”(19)对三苏、曾巩、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传大家,钱基博也曾细读其著作而有所吸收,兼采多家优长而自成一体。

  关于碑传的史学创作,钱基博基本上承袭韩愈,又充分借鉴其他名家,构成了个人史传写作的主要来源。碑传属于应用性文体,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要求作者具备多种写作才能。钱基博正是因为通览历代碑传文章,写作各种碑传体裁才能收放自如。《文心雕龙·知音》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此之谓也。

  (三)方志中的人物志目

  方志中有专门的人物志目,写作有一定的程式。无锡地区人文发达,乡老耆硕有志于县志修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钱基博之前的最近一次修撰县志是在光绪二年(1876),无锡知县裴大中、金匮知县倪咸生,教谕张云生、殷如珠倡导,秦缃业总揽其事,秦赓彤等26人协纂《无锡金匮县志》,历时五年完成。该县志人物志目列于卷十八到二十九,分为世家、名宦(牧令、丞卒薄尉、仓使、教职)、宦望、儒林、文苑、忠节、孝友、行义、耆硕、隐逸、艺术(书画、医、琴弈、篆刻、历算、术数、工缮)、列女、流寓、释道等(20)。目录琐细,杂分多种,略显驳杂。

  1918年,钱基博作为总纂主持修撰无锡县志,留下大量讨论方志体例的意见书、书函以及十一部方志专稿,即《无锡光复志》、《无锡识小录补》、《吴江县兵事志》、《无锡风俗志》、《无锡户口志》、《无锡历代兵事志》、《无锡警备志(上·寇备)》、《无锡赋役志(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无锡人物志稿》、《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癸亥春季修学旅行指导书》。他批判继承人物志目,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套学术著述体系。钱基博对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以循吏、乡贤、列女、流寓四目赅之。”(21)虽然最终没有成稿,但关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钱基博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放弃相关体裁的著述。

  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中,钱基博选取五类十人进行论述,分别是理学领域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地理学领域的徐霞客和顾祖禹,文学领域的张惠言和恽敬,艺术领域的倪瓒和恽寿平,近代科学领域的徐寿和华蘅芳。他的这种分类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变体,传主选择侧重文化学术。

  《无锡人物传稿》的写作时间如今已不可考。该书是无锡县志的一部分,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紧密相关。两部书稿都有关于华蘅芳和徐寿的内容,核心内容一致,前一部书比后一部书详尽,列有附传,文字更为雅致遒劲。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辖五县,包括无锡一县之域,择取江苏第三师范学区无锡县内的人物,进行一定的丰满与补充在情理之中。

  《江苏学风》系列篇章建立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和《无锡人物传稿》基础上,通过纪传体的写作体例探讨学风。其后撰写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江苏学风》是同一体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也是上述论著体系的顺承发展。所以说,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对地方志中人物志目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有一条发展脉络可寻。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三者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为根本。钱基博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高度赞扬“自创之格”。这里的“自创之格”并非形式和体例的自创,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不因袭、不模仿、不复写。同时,史传写作具有应用型特点,强调实际应用,也被钱基博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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