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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 尊贤使能 皆随其材
2018年04月16日 09:13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黄朴民 字号
关键词:人才;统治者;任用;魏文侯;治国

内容摘要: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卿赵简子迎接时故意鸣其佩玉问:“楚国以白珩(一种弧形的佩玉)为国宝,已经多少代了?

关键词:人才;统治者;任用;魏文侯;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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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卿赵简子迎接时故意鸣其佩玉问:“楚国以白珩(一种弧形的佩玉)为国宝,已经多少代了?”王孙圉答:“白珩,是先王的玩物,不足为宝。楚人并不以白珩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才的渴求。

  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来辅弼自己治国安邦,是统治者首要关注的大事

  在专制体制之下,国家是君主个人的私产,君主要谋求自己地位的安固,让偌大的这份“家产”保留下来,传承下去,就不能不在治理上有所重视,有所投入,所以历史上的统治者,只要不是白痴(如晋惠帝)或心理变态(如明武宗),大概都是希望好好治理江山社稷、成就一番功业的。不过,他们多少也明白,治国安邦头绪纷繁,每天批阅的文件奏章都要按斤论石来计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就是例证),自己能耐再大,手段再高,也无法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亲力而为。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毕竟不是一种好办法:于他个人,是累得形销骨立、短命早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于蜀汉政权,则是导致事业上后继乏人,结果在三国当中第一个垮台灭亡,“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刘禹锡《蜀先主庙》)。所以,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来辅弼自己治国安邦,使整部国家机器得到顺利的运转,也就成了统治者首要关注的事宜,列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韩非子·观行》)。

  人才乃是“专才”,绝非“全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这层意思浅显得很,可谓是“卑之无甚高论”,可若要真正操作起来,则不免眼高手低,居大不易。有的人放在某个位置上,无疑是顶呱呱一把好手,战略谋划高瞻远瞩,战术运作滴水不漏;可一旦挪动到另一个岗位,却难免是老虎爬树——干瞪眼了,事事失机,处处碰壁,非出尽洋相、闹足笑话不可。所谓“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时代的马谡。此公作为一名高级参谋,真是一块难得的材料,他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战略建言,让统帅诸葛亮找到了平定南中叛乱的正确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战略大后方的稳定巩固问题,“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可还是这位马谡,作为一方军事主将,他大考的成绩却只能打零分。街亭一战,他拘泥兵法教条,以卵击石,结果让老谋深算、韬略过人的曹魏大将张郃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一手葬送了诸葛亮好不容易才操持起来的第一次北伐之举。马谡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才乃是“专才”,绝非“全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定位准确,任用恰宜,能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否则必定是事与愿违,越帮越忙。

  对人才性质上的这种差异性,古人早已有所察觉,于是乎便有了“因人授任”的用人思路,“因事设官,量能授职”,即根据人才的具体条件,授予相应的职务,达成特定的目标:“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粗精,所使人各当其分”(《武经总要》前集卷一)。

  对于“贤者”与“能者”,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自是任用,皆随其材”

  对于中国古代“因人授任”观念最形象、最贴切的表述,我个人认为当首推儒家“亚圣”孟子“尊贤使能”的理论。在孟子看来,人才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德情操特别优秀,素孚清望,堪为楷模,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权略机变相对逊色的“贤者”;另一类是道德品质也许尚有瑕疵,声誉名望或许不那么让人仰慕,可办事能力出色超众,韬略权谋老练娴熟的“能者”。前者乃是大旗,乃是招牌,治国安邦固然不可或缺;后者则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治国安邦更是须臾难离。因此,对他们,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自是任用,皆随其材”,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生而互补,并存而互用,庶几合乎中国哲学“同则不济,和实生物”的旨要。

  当然,让我们对孟子感到佩服的,是他进一步说出了统治者任用“贤者”与“能者”的不同原则。按孟子的主张,对于“贤者”,是要“尊”;对于“能者”,则是要“使”。合在一起,便是所谓的“尊贤使能”。具体地说,对待“贤者”是要给予崇高的地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道德魅力感化民众,从中体现国家政治的正确导向,是谓“贤者在位”。对待“能者”,则是要充分发挥其办事能力强、应变功夫深的特殊优势,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官职,委以干实事的权限,多出业绩,快出业绩,是谓“能者在职”。孟子认为,统治者如果在“贤者”、“能者”两类人才的任用上能做到无所偏废,各有侧重,就算是真正掌握了用人的艺术,治国安邦便可很好地达到预期目标。

  魏文侯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了人才群体上的矩阵优势

  证之于史,孟子“尊贤使能”的用人理念可谓是屡试不爽,成效卓著。战国初期,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率先崛起,称霸七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魏文侯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了人才群体上的矩阵优势,而魏文侯善于用人的标志,又在于他在用人问题上正确区分了人才的性质,对“贤者”与“能者”予以不同的任用。

  史载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对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卜子夏等人尊礼有加,优遇无比,从而争取到人心的归附,民众的拥戴,使自己的政权拥有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这一招便是所谓的“尊贤”,“贤者在位”。同时,魏文侯也知道儒家人物普遍存在着“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陷,要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在少不了“能者”们的帮忙。所以,他在尊礼卜子夏等“贤者”的同时,更注意将“能者在职”的用人方针置放在重要的位置,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当中加以具体的落实。让翟璜、李悝、西门豹等能臣干吏站到政治前台,承担起处理具体军、政事务的重任,甚至起用“母死不归,杀妻求将”,“贪而好色”,人品颇受诟议,但能力超群、办事干练的吴起。这就是所谓的“使能”,“能者在职”。总之,“尊贤”与“使能”双管齐下,两手都硬,魏文侯在治国安邦问题上不能不大获成功,而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崛起也就丝毫没有什么悬念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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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朴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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