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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目录学的几个特征
2020年07月23日 09:21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作者:陈晓华 李文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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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乾嘉时期,中国古典目录学进入全面总结阶段,体现出集成之势。它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理念。该理念虽然由章学诚一人提出,但却是当时目录学的共同特征,只是章学诚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它还体现出强大的功用性,集中体现在指引读书治学上,并在完成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总结的同时,也把此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此外,在藏书编目之中,当时的藏书家大多主张公藏于世,藏书读书目录版本之学一体,藏书必有目,并为藏书编目做出了理论贡献,丰富了乾嘉目录学的内涵。不过,遗憾的是,乾嘉目录学虽得到全面总结,但只是散见于乾嘉学者著述中,既非专门也不系统。因此,要得到系统的乾嘉目录学状貌,需要从乾嘉学者与目录学相关著述中去汲取。通过立足文献,着眼其时代,从乾嘉目录学的代表人物章学诚、王鸣盛、孙从添等学者入手,从他们的著述中提炼这几个重要特征并做剖析,以见乾嘉目录学之概貌。

  关 键 词:乾嘉/目录学/四库全书/公藏天下

  作者简介:陈晓华(1972- ),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文昌(1988- ),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嘉时期,目录编纂达至兴盛,目录理论也得到全面发展。学人们探索藏书方法,交流藏书心得,主张公藏于世,讨论目录著录与校雠得失等,自觉不自觉地总结目录学理论,探索目录学功用,以规导典藏及目录著述良性发展,由之而体现出的乾嘉目录学的时代特征,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而有关乾嘉目录学特征的研究,或仅就事论事,或散见于相关研究之中,全面系统的论述较为少见。本文即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与实践、书籍编藏中的目录学理论这几个方面,剖析乾嘉目录学的时代特征,管窥所及,敬祈方家教正。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乾嘉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校雠通义》95。这个特征是章学诚总结出来的,也是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核心。章学诚的这些目录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校雠通义》中。有学者指出:“章学诚《校雠通义》是我国古代目录学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于我国近百年来的目录学方法、理论一直发生着很大的影响。”[2]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出的必然性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辨识彰显学术,梳理学术分合、流别、优劣等,对学术源与流的考述,要如明镜般透彻。这个理论,是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实践做出的总结。它的提出,正式宣告目录学为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之学,是乾嘉目录学对中国目录学的重要贡献。这使中国古典目录学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与纲领,以文献整理为本、为基础,以归纳总结学术,辨识指导学术,指明读书治学方向,阐释学术思想,反映时代精神为要旨、标的,开拓了古典目录学的研究空间。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乾嘉时期由章学诚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这一时期正是目录编纂兴盛的时代,需要目录学为文献的全面整理、为学术文化的全面总结服务,并为天下指明读书治学的方向。由此,也对目录学全面总结提出了要求。在这种大势下,代表古典目录学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应运而生。于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与“阐释古今学术分合,详析学派流别”的《四库全书总目》一道,应和目录实践和目录编撰自身发展的需求,对目录学发展到这个时期出现总结之作、需要理论总结的大势,作出了理论总结,并有所实践。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一是遵刘向刘歆的旨意,“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1]《校雠通义》95;二是随书籍发展现状,学术需要,调整分类部次,且以叙录说明之;三是即类明学,由流溯源;四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是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要有展示古今学术的能力,发挥目录学备检寻能致用的优势,又要具备思想教化功能,还要发挥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并指导读书治学。因此,对于郑樵删除《崇文总目》叙录,章学诚则批评他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不识讨论流别之义。

  同时,担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任务者,章学诚指出必须是“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1]《校雠通义》95,即如刘向刘歆父子者。优秀的目录学著作学术性强,是博学多才之士,求索于古今,问道于先圣时贤,皓首穷经,精磨细琢写就的。没有丰实的学术积累,深厚的学术功底,通晓古今的学识,是不能胜任的。此外,章学诚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应要求治目录学者有平和辩证的态度。也就是说,目录学并非仅仅为记载书目而作,要以分类体系、类序提要、脱离门户之见等客观公正地辨明学术分合的兴衰与源流,以及传承脉络。在当时汉宋之学各自为阵、相持不下的情势下,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清醒而有识的主张,是章学诚从目录学角度对汉宋之争的纠偏。

  (二)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态度的转变

  对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大成的四部分类法,章学诚所持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章学诚起初对四部分类法并无好评,认为四部分类法并不科学,是著录之家“以书籍乱部次”[1]《和州志》557的结果。而四库修书编撰了代表四部分类法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四库馆臣与章学诚所言的“以书籍乱部次”的著录之家是同道,或者可以说就是章学诚口中所言的“以书籍乱部次”的著录家。因为正是四库馆臣把四部分类法推向最高峰,并定其一尊,所以,四库馆臣也就是最大的“以书籍乱部次”者。的确,乾嘉时期书籍著录的现状是,四部分类法已难以适用存世所有书籍。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四库全书》及其《四库全书总目》,在书籍分类上就多有牴牾歧出。确如章学诚所言有不遵循部次实际、俯就书籍、变乱部次之嫌。对此,章学诚的补救方法是复古、讲求家法、编纂“下正家藏之目,上备中秘之徵”[1]《和州志》558的各州县志乘艺文之书,以此来“部次群言,辨章流别”[1]《和州志》557,以统宗天下文字,规范学术人心。当然,从章学诚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这并非是他因自己为四库开馆倡议者,却并未入馆而来的意气之评,而是他对末俗支离,不究学术源流本末,导致著录偏离古道、不守家法的批判。但查考他批评四部分类法的时间,却多少有点难以与四库修书截然分开之嫌。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的批评是在编纂《和州志》中提出来的,而《和州志》起于与四库正式开馆同年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即,四库修书初期,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提出了异议。也就是说,在乾隆钦定的倾全国之力的皇家工程四库修书钦定的编纂方法四部分类法强烈影响全国上下之际,倡议开馆但未得入馆的章学诚,却不合时宜地对四部分类法提出了批评。这难免使人不联想到是不满《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之故。而章学诚治学,一贯主张“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1]《文史通义》53,要求学术不要俯仰随时,要实事求是,“持世而救偏”[1]《文史通义》13。这更使大家怀疑他批评四部分类法,意在指摘四库修书之失。不过,这也正是因为身为四库开馆倡议者,始终未入馆,所以他能始终关注四库修书,也能以清醒的旁观者身份,看到四库修书的不足,对四部分类法作出思考,溯古推今,品其优劣,以求纠偏救弊而来的必然反应。

  不过,章学诚后来对四部分类法看法有了改变。作为无法脱离时风影响的一员,虽然不与时俯仰,但不得不面对四部分类法,面对四部分类法日益走向一尊的事实,一次次接触之,也就日渐加深了对四部分类法的了解。由此,他对四部分类法的认识,也在这一次次接触中发生了质变。我们从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校雠通义》中,就可以看到其质变的完成。在《校雠通义》中,他指出分类法是随时代学术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即《七略》的六分法演而为四分法,如篆隶之演变为行楷,都是“势不容己者”[1]《校雠通义》95,四部分类法是时代与学术双重选择的结果,因此对当时流行的四部分类法的态度有了改变。他说“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1]《校雠通义》96,这显然已经开始接纳四部分类法。不过,这个接纳并非全盘首肯。他对四部分类法的保留意见,仍没有因四库馆臣凭藉四库修书,以官方的力量定其一尊而缄口不言。四部分类法的缺憾,依然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1]《校雠通义》68。即,在肯定四部分类法优长之外,求其变革,在四部基础上扩充部次条别,以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以治其弊。不跟风不附和,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正是章学诚的一贯治学精神。所以他能纠正己偏,由对四部分类法的不认同转为认同,但仍指明其缺点以使之完善。当然,认知学术,也是需要过程的。不过,对四部分类法无论态度如何,章学诚所论都是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发出的。

  (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表现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在目录学诸领域中多有体现。如互著、别裁、辨嫌名等方面。章学诚也注意到此,在谈及它们时,全都围绕这一理论展开。

  关于互著。互著,即互见,指一书见于不同类目。南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曾用互著法,但《玉海》为类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都曾使用互著法。《直斋书录解题》中《忘签书》既入著儒家也见于杂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观物内篇解》同时见于易类和儒家类。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也采用互著法入著书籍,他的《庚申整书略例》则对互著进行了理论思考。《庚申整书略例》的因、益、互、通四法的“互”法,即互著之法。即,对于有时谈经有时谈史,于此为本类于彼为应收的同一书,要互见于各类中。当然,明确提出互著概念进行理论概括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说:“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1]《校雠通义》96如果因回避重复而不载,那么一书本有两用却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则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却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也有所不备。章学诚提倡互著意在求全求备,无少缺逸。当然,互著的提出,渊源有自。因为一书两载,古有先例。始自刘歆,兵书权谋家有《荀卿子》,儒家也有之。《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古人独重家学,不避重复。所以章学诚批评班固省并部次使后人遂失家法,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并举历代不重视互著以至引起歧义之例来说明互著的必要。如郑樵始把《金石》《图谱》《艺文》三略并列。《艺文略》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等若干种,但《金石略》中却无石经,《金石》一略,没有石经,有违《金石略》的名称。又《艺文》传记中祥异一条的所有地动图与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的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的忠烈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显然有违常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重复互著的方法,于是遇两歧牵制之处,自然不能觉察出其中的牴牾错杂,百弊丛生。最后就不但不能追踪古人之迹,仅自求无误也难免[1]《校雠通义》96-97。就分类上容易混淆的书籍而言,经部《易》类与子部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类与集部的乐府、子部的艺术相出入,小学类的书法与金石法帖相出入,史部的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相出入,集部的词曲与史部小说相出入,子部儒家与经部经解相出入,史部食货与子部农家相出入,并非只如郑樵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二类,容易相互紊乱。可见书籍容易混淆者,非重复互著的方法,无以免后学的柢牾;而就书籍可以相资为用而论,《尔雅》与《本草》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书籍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书籍相资为用,也并非如郑樵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于卜筮,《洪范》藏于五行。可见书之相资者,也非重复互著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1]《校雠通义》98。

  关于别裁。别裁和互著为书籍著录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两方面。为求全需要互著,为求义类之备需要别裁。别裁,即析出为单篇之谓。当全书之内别有本旨自为一类,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者,权于宾主轻重关系,且裁出后对全书篇次内容没有影响者,可以裁出别为门类。而别类叙书,有先例可循。班固、司马迁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1]《校雠通义》97。《隋书》别出《小尔雅》附于《论语》,《文献通考》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也是别裁早有先例之证。不过,《小尔雅》《夏小正》二书因早已别出单行,实际上已经独立成书,因此不算别裁。《直斋书录解题》把柳宗元诗从别集类《柳柳州集》单独抄出,入著诗集类。《王建宫词》一卷从别集类《王建集》录出入著总集类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和宋王珪所著《三家宫词》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裁。明祁承《庚申整书略例》提出的因、益、互、通四法的“通”法就是别裁之法,即析出著作以通四部,是对别裁理论的一次论述。不过,对于别裁,章学诚纳闷为何本篇之下并没有标子目,申明篇第之所自,因此他提出这一概念后,继而又否定了它,认为所谓的别裁起于偶有单行者,后人从之并安别裁之名,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1]《校雠通义》97。亦即,别裁当于别裁出的篇第下设注标明篇第之所出,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方为真正的别裁,符合别裁另行,究源竟委,方便检索,求实用的初衷。

  辨嫌名。互著、别裁是为了求全求备,那么辨嫌名就是为了避免重复。章学诚指出,校书著录,一书数名,一定应当在卷帙之下一一注明书名;一人有多字号者,一定应当在姓名之下一一注明字号,不要嫌弃书名歧出的弊病[1]《校雠通义》97。与互著、别裁一样,辨嫌名也彰显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

  (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然由章学诚提出,但《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乾嘉目录书也对此颇有总结与实践。这表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当时目录学发展的共同特征,只是章学诚将它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以四库修书为例见之。

  清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编撰了相应的目录书及其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书都出色完成了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而参与编撰者正是章学诚所言博通古今,知晓群书精义者。《四库全书总目》谓:“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3]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论列学术流别,辨明学术得失,不失为目录书籍之典范。具体而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成功是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撰修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了最高峰,是中国目录学事业鼎盛发展的表现。于此,后人多有论述。像清人周中孚就曾盛赞:“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4]确然,《四库全书总目》以它简炼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精详,有许多精到的论证,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

  第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大批清代私藏目录都采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后来,四部分类法虽因时代发展而落伍,不再普遍适用了,但一些涉及古籍的目录书,仍有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如近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周子美《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今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可见,对于我国古籍的整理,四部分类法并未完全过时[5]。

  清代目录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在出现代表清代目录学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兴盛的大势下,尤其需要目录理论来总结它的成就。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提出,正是时代与目录实践和目录编撰自身发展的必然。

作者简介

姓名:陈晓华 李文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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