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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书信考释
2020年06月11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庆刚 字号

内容摘要:1947年2月,华西大学博物馆、比较文化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出版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记载了敦煌莫高窟106个石窟的940条题记,是最早对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的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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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2月,华西大学博物馆、比较文化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出版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记载了敦煌莫高窟106个石窟的940条题记,是最早对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的汇录。其作者是美术史家史岩。史岩(1904—1994),江苏宜兴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任职于金陵大学、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之后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色彩学》《古画评三种考订》《中国雕塑史图录》等。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943年至1948年之间,史岩致李小缘书信多封,涉及《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出版等情况,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有所帮助。

  小缘先生有道:

  《边疆论丛》文债定当献拙,兹决撰《阳关之游》一文,记党河石窟、寿昌废城、古铜滩及阳关遗址诸史迹,未知尊意若何?倘可,请将徐松《西域水道记》、王树枬《新疆山脉图志》以及其他有关图志移置所内,以便前来借阅,前请款事,承阁下大费苦心,无论成败,咸所铭感,对评议会诸公有无申述疏通必要,尚希斟酌,以抵于成,耑此祗颂道绥。小弟史岩再拜,(1945年)三月廿八日晨。

  史岩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后受聘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3月,他从成都出发,5月到达敦煌,1944年5月由敦煌出发,8月回到成都。在此期间,对相关文物开展考察。信中提到的《阳关之游》发表于金陵大学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即《边疆论丛》),题目为《阳关探访记》。

  在史岩书信中,有一份研究计划书,未署时间,不过有李小缘“1945年8月21日”收到的标注。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外篇

  计划:内篇为集录之部,外篇为考释之部,体例大致与中央研究院劳干著《居延海汉简》近似,然另具特色,决不盲从。考释以全部题识为范围,凡题识中所载姓氏、名号、讳谥、官爵、封号、称谓、年号、地名、寺名以及文字之别等等,题识之时代,阙文之推断,罗振玉诸家著论之纠正……均为研究对象,故不能毕举。内篇序文中凡例考后一节,作注说明。参考资料除历代有关文献及佛教经典外,尤注意当地出土之写本及石刻遗文,著者之其他调查记录——如壁画造像等记录,如不加以运用,党河石窟及安西万佛峡之记录,亦及之。有关画像之调查记录,为内篇未许容纳者,悉收载于此。考释之外,增补校订之文,亦列入本篇。

  时间:研究时间愈长,内容亦愈充实。今暂定为二年完成,至速亦约一年半。

  报酬:以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为标准,依每月三万五千元计算,仍照前例分二期付款。

  附志:《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为著者对敦煌史迹之第一步工作,嗣后尚有重要论著陆续发表,又河西陇东佛教史迹亦经调查,如敦煌党河石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诸石窟群,亦将逐一作报告。

  劳干(1907—2003),历史学家,湖南善化人,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居延海汉简》应指《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出版于1944年。

  缘公先生道席:

  华翰暨彩陶景片均奉悉。复员事,教部尚无具体办法……《画像题识外篇》稿费之酌减,似应出自对方,今对方既无此意,似不必强人之难,实则弟之要求,依目前月得六七万之普通生活费以观此数,并不为高。校内图书馆以图片为多,书籍不值一观。就之后不能减少授课钟点,故已辞绝,仍由教务长兼充。今弟每周担任五小时科目,为中国画史、世界艺术史纲与艺术学凡论三门。此地汉阙崖墓,一俟秋凉当即踏访,闻画像大半已被人窃去,徐悲鸿兄得墓门一石。耑此奉复,恭颂秋安。弟史岩再拜。(1945年)十月一日。

  此时,史岩任教于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信中提及《画像题识外篇》稿费问题。徐悲鸿(1895—1953),画家,江苏宜兴人,时任中央大学教授。

  小缘先生道席:

  台函拜悉,顷接蓉电悉,内子患病,入新医院已多日,需款甚急忙,仰烦转悉郑德坤先生预支《莫高窟群之编号问题》稿费五万元或其全数,就近送交省立艺专杨霖泉女士,或农学院宿舍小天竺街64号乾藩太太转交,以免由此汇款之烦,该稿不日杀青,当即呈教。汇刊撰稿事,绝无问题,改日详谈,弟心乱如麻,不赘。耑此奉恳,恭颂台绥。弟史岩拜启,(1945年)十月卅一日晚。

  郑德坤(1907—2001),考古学家,福建厦门人,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此后,史岩、李小缘任教的学校忙于抗战胜利后回迁事务,两位先生之间书信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

  缘公先生道席:

  本月廿七日手教敬悉一是,承多所关注,至感至感。小弟《古画评》之校正,谨当遵奉阁下之规定期限(三月)完成之,俟贵处觅获《建康实录》后进行之可也,《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之考释,以尚未完成,故未决定出版机关,至代价若干,亦未尝加以考虑,若依去年之估价,为一百二十万元,则目前当十倍于此数,去年向郑德坤先生提出之价格,系依最低限度之薪给(每月五万,预计两年完成,故为百廿万元,目前最低之薪给为五十万元,正为去年之十倍,故当为一千二百万元矣),惟贵所有意收印,则以阁下历来之雅谊深情,自刻别论……敝校寒假为时甚暂,不便他游,阁下能于开春新绿遍野时枉驾西湖一游否?弟赁居孤山之阴,放鹤亭畔,林和靖、冯小青、苏曼殊之墓庐均在宅旁,红梅千株不日将开放矣。耑此奉覆,敬颂炉安,并贺新禧。弟史岩拜启,(1946年)十二月廿九日。

  此时,史岩任教的艺术专科学校回迁至杭州,从此信可知,他忙于撰写《古画评三种考订》及《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缘公先生道席:

  一月廿日赐书暨《古画评》稿三册,均已拜收无误。查此稿共缺参考书计《王氏书画苑》、《百川学海》、《砚北偶录(钞)》及《建康实录》等四种,前二种,弟处均有,后二书,弟尚须访求,浙江省立图书馆近在咫尺,惟该馆目前尚在整理编目中,以经费困难,职员寥寥数人,工作极缓,《实录》等书不敢云其必有,拟往接洽之,如无,当向书肆访求,下月初弟约赴沪购置各书,或能得之也。关于《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外编》一稿,承阁下厚爱,不胜感谢,兹将承询各节敬答如后:(一)此稿如好好做去,一年即可杀青,如有意外,则便稍稍迟缓。(二)题识原文之插入考评中一事,足见阁下之高识,惟此举是否影响前书之版权,实有深加考虑之必要。(三)报酬一事,前函已言明,弟与贵所前曾一度发生关系,阁下之深情厚谊,更令人永不能忘怀,自当酌减以表友谊,阁下可斟酌目下及将来之生活指数,定一数字告我,俾便决定较为妥当。现今物价之飞涨,出人意外,即以薪给而论,较去年此时亦提高十倍有奇,故此稿于一年之内完成,届时物价涨至若何程度,殊难意料,故在今日决定此稿报酬虽一千二百万元之巨数,至一年后视之,将成区区小数矣。弟非书贾,故不斤斤于报酬,早日决定出版处所,俾能安心撰述,亦所乐为。诸祈谅察体候裁夺,耑此奉复,祗请冬安。小弟史岩拜启,36(1947年).1.25。徐、吕、刘诸先生致意。

  “徐”指徐益棠(1896—1953),民族学家。“吕”指吕叔湘(1904—1998),语言学家。“刘”指刘铭恕(1911—2000),历史学家。三位先生当时均在金陵大学任教。

  缘公先生道席:

  九日台函昨晚拜悉,今晨寄出校样一束,谅可先此收到。《画像题识》印刷不佳,早在意料之中,幸此稿精华尚未公开,改编重印益觉必要。阁下先以直接函索,甚善,如无答复,则请专函方叔轩为盼,函中请附弟一笔,或用联名形式尤佳,渠之删除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出版之名义,是亦可知其为人矣。为人续撰文稿,因出于被动,最为费力,故弟颇不拟为此,且弟撰述计划颇多,刻正逐一以承实现,不欲为人作嫁,以乱神思……耑此奉覆,恭祝秋祺。第史岩拜启,(1947年)九月十二日。郑德坤处尚有题记拓片五纸,当初言明摄影后归还,迄今未见寄下,恨甚。

  方叔轩(1893—1982),教育家,四川成都人,时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

  缘公道席:

  昨晚收到华大寄来《敦煌题识》五册,想尊处谅亦寄到矣。惟因包扎不固,复经水湿,仅得完好者两册,亦无一函之赐,该图书馆办事,诚难尽人意,一般营业性书局寄赠著作人图书率在四十册左右,贵所《学报》及《汇刊》等抽印论文,亦均照此通例赠书,而该图书馆仅寄五册,且经一再函索,而后掷下,否则置之不顾,此实足以证明其对于著者及介绍人含有轻视之意。弟决致函方叔轩有所表白,学术界不应如此办事……书到后尚未详阅,惟匆匆开卷一览,令人啼笑皆非,字迹恶劣,远逊原稿,笔画结构皆失原形,脱误复多……总之,此书经如此印刷,实在出丑,失却征引之功用,毫无价值可言。

  弟今拟向方叔轩商请下列数事:一、按照出版界通例,赠书四拾册。二、拓片五纸未经印入,应请归还。三、缮写错误过多,暂借原稿以便校对。四、《莫高窟之沿革及其编号问题》一文应请发表,否则,请归还。上列数事可否施行,仰请指导。

  此稿既蒙受如此之伤害,自应重印,以发挥其固有之价值,弟觉如由贵所精印最为相宜,与华大出版者作一对比,定有霄壤之别,况德坤又未履行金大研究所联合出版之诺言,且轻视著作人及介绍人如此,你我更应有所表示,故由贵所收印,实为一举两得,但望阁下积极筹划巨款以利进行,否则延搁过久,稿费印费复将增高数倍,非上策也。弟才菲学浅,虽不足取,然对于艺术方面颇拟努力,以祈有所贡献,写述计划颇多,搜集资料亦丰,特因未得优良之环境安心写作耳,故此稿如能助予相当之稿费,得来稿件均可源源让与,即如《新安画派》之续成,尔未识不可抽暇于助也……耑此顺请秋安。今晨挂号寄奉校样一批,收到后赐复。弟史岩启,(1947年)九月廿七日晚。

  缘公先生道席:

  十月十一日大函暨校样两批均先后收到,近以迁居纷扰数日,迟覆为歉。校样明后日当可寄奉,至希示覆为荷,《敦煌题识》决将集录与考释合编,由贵所印行,早为两方同意,稿费问题可量力而行,俟稿成后,再行决定亦无不可。教部已改派汪日章来长敝校,人员变动颇多,惟尚未闻有何种改进也。匆此奉覆,顺颂道绥。弟史岩手启,(1947年)十一月六日。题签与校样同时寄奉。

  汪日章(1905—1992),美术家,浙江奉化人,1947—1949年任国立艺专校长。

  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初稿作于1943年,后得到华西大学资助,准备出版,他在1945年7月撰写序言,直到1947年2月正式出版。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些使其不快的情况,比如出版时删去原有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署名,原稿印刷中“笔画结构皆失原形,脱误复多”,以致“失却征引之功用,毫无价值可言”。此后学界的反应也印证了史岩的评价,《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面世后,夏鼐、劳干、容媛等学者均有书评发表,其中不无批评之词。对于凝结了自己多年心血的成果遭受如此待遇,史岩心绪难平,在信中有所抱怨,他有修订补充此书的计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如今,这些信中涉及的诸位先生均已作古,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看待诸位前辈之间这一误会。由于技术和经费的限制,早期的敦煌学资料很难全部采用摄影的方式出版,只能依靠抄写、临摹等方式。当时西部地区造纸和印刷水平不高,在印刷此类艺术作品时,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加之其他原因,《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未能达到预期印刷效果,对于考古学家郑德坤来说,可能有自己的难处。在敦煌学研究中,由于对某些不清晰影印资料或模糊照片的不同理解,耗费研究者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引起研究者之间争论,实在是时代的遗憾。而今,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研究者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参与敦煌学研究,相关成果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敦煌学早期研究者在探索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努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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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庆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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