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学 >> 历史考据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
2020年06月09日 09: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庆新 字号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开辟的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以沿线海域港口城市为节点、海上航路为网络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光明学术笔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开辟的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以沿线海域港口城市为节点、海上航路为网络,编织成为承载东西方经贸往来、邦交关系、宗教与文化交流、族群流动与交融的海洋文明体系。

  一

  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南方越人素有行舟致远的航海传统。秦汉之际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使这里成为南海北岸的著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朝平定南越后,派遣使者从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洋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来西往的东西方海上航路终于对接,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标志。番禺是这一时期岭南的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史记》《汉书·地理志》皆称番禺为“都会”),与北部湾畔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构成汉朝面向南海的主要商港。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南方六朝政权注重南方开发和海洋经略,广州开辟了穿越南海、航向东南亚的新航路,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海洋网络逐步形成。进入隋唐盛世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唐朝通向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的最重要航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各国番商在城西聚居形成“番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暹罗湾沉船均为阿拉伯商船,沉船遗物中有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外销瓷等遗物,说明商船是在贸易中经停广州、返航途中沉没的。唐朝派遣广州市舶使,创立市舶管理制度,影响深远。确实如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所说:唐朝“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10世纪以后,广州成为南汉国的首都兴王府。在分裂割据时代,局部稳定的南汉朝廷与闽国、吴越等东南濒海政权一样,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这一时期的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均与广州贸易有直接关联,出水中外器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说明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地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完善的海洋网络和贸易联系。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臻于鼎盛,沿海地区兴起一批贸易港口,广州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可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地中海地区。朱彧《萍洲可谈》指出,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收课倍于他路”,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号称“天子南库”。

  二

  14—15世纪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欧洲人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新航路: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一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直航澳门、广州和其他港口。后来美国商船开辟了新太平洋航线,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明朝初年推行朝贡体系,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各置市舶提举司,分设“安远”“柔远”“怀远”馆驿。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广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事务最繁;怀远驿有各类房舍120间,规模居三省驿馆之最。16世纪中叶贸易制度转型,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随着外国商人来华数量的增长,澳门开埠并成为广州外港,构成明中后期贸易管理新体制“广中事例”,广州—澳门贸易在亚洲乃至全球海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来过广州的葡萄牙人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来信》)。

  清朝统一台湾后,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对欧美国家的海洋贸易逐渐集中到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广东地区。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的海洋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除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外,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包括行商、商馆在内的一系列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明清时期,循着海上丝路,广府民众航海贸迁,移居东南亚及美洲、澳洲新大陆乃至欧洲、非洲,广州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

  三

  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网络,也是沿线国家和地区邦交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通道。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通过海路传入,经广州等地在岭南传播,并北上传入内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27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路来到广州,在今华林寺附近建西来庵,后北上中原,成为禅宗初祖。广州不仅是泛海东来弘扬佛法的外国僧人的重要基地,也是国内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经的主要出航地。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常住广州“蕃坊”,从事各种贸易,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留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明朝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伴随西方商人来到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和内地。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来到珠江口的上川岛,准备进入中国传教,后因病逝世,葬在岛上。此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地理、历法、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造等技术,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门户。

  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的通用商业语言。澳门开埠后,华夷混杂的澳门、广州出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交融,产生了中外贸易的通用语言“广东葡语”。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兴起,广州中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以粤方言与英语混合的新商业用语“广东英语”。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语人才,于是,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又兼通夷务的广东通事与买办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经由此实现了彼此间的传播与交流。近世新航路开辟后,广州口岸聚集了众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欧洲介绍“中国印象”,把中国经典古籍译介到西方,儒家思想等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产自中国的精美服装、手工艺品、家具等被带到欧洲,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时髦物品,并加以模仿制造,在制瓷、绘画、建筑等领域,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Rococo)艺术的新风格。

  自秦汉至明清,广州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历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李庆新,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简介

姓名:李庆新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