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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
2020年05月08日 11:06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张秋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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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四库总目》史部提要,贯穿着四库馆臣鲜明的求真征实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四库馆臣认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是导致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为了考证历史真相,四库馆臣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亲历目击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并强调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史学自身的特点、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时代学术风气以及乾隆皇帝的学术观念有关。

  关键词:《四库总目》 史部提要 求真征实

  作者简介: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但大多包含在《四库总目》考据学的论述范围内,或分散在《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讨论中。就考据学探讨而言,又大多关注《四库总目》的考据方法;就史学批评的讨论来说,又往往集中于义例问题。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专门探讨其求真征实理念,尚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如史部提要对历史失真原因的追寻,对稗官小说能否入史问题的思考,对金石史料和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史料的高度重视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求教于方家。

  一 求真征实理念的主要表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说道:“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此明确提出《四库总目》的学术宗旨:“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对于不能明体达用之学,皆“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又说:“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还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对考证和实事的重视及推扬。也因此,四库馆臣对于讲求义理的宋学很是瞧不起:“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考证是求真征实理念最突出的标志,也是求真征实理念的实践展现。求真征实理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史部提要中的文献考证来看

  陈晓华说:“在考证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史实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量考证人物、书名、古代典章制度、史实异同、史源、学术源流的成果,其考证成果和考证方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这段话非常精当地点明了《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历史考证特色及其考证的典范意义。

  在众多的文献考证中,对于《竹书纪年》的考证,特别精彩,既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又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精湛的考证技艺。此篇考证,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意即据沈约注、《隋志》、顾炎武引等资料看,《竹书纪年》一书当没有任何问题,但经过四库馆臣条分缕析的考辨,最后的结论却恰恰是一部伪书。此处仅将其每条考辨的结论罗列于下:“则非晋史之旧也”、“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则非郭璞所见本也”、“则非隋时所见本也”、“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则非刘知幾所见本也”、“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则非王存所见本也”、“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其伪则终不可掩也。”四库馆臣采取了按照时代顺序,考察历代学者引用《竹书纪年》的情况,条条与传世今本相对照,勘察其中的异同,并最终得出其伪不可掩盖的凿实结论。在整个的考证过程中,四库馆臣不迷信权威,采用考镜源流、比较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剥笋抽茧一般,将考证步步推进,直至水到渠成地坐实了结论。

  综观《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每篇解题,都有求真征实的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皆考。其考证范围广泛,涉及到作者、书名、版本、流传、史实、取材、体例、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十之七八的提要都有与“考证”相关的字眼或语句。如“考证”、“考据”、“考订”、“考稽”、“辨伪”等用词;如“以资考证”、“以资考核”、“可资考证”、“有资考证”、“有资考据”、“为考证者所取资”、“考证家之所必稽”、“考古者所必稽”、“备考证焉”、“考证尤详”、“足以备考核”、“足以考证异同”、“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亦考证之所必资”、“亦足以为考证”、“足见考证之难”、“旁资参证”、“考镜之资”、“俱有依据”、“多可依据”、“率有依据”、“俾考古者有征焉”、“有俾于考证”、“辨别真伪”、“亦不足以为考证”、“无从核定”、“无大发明考证”、“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等等语句,从这些用词用语就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历史真实的追寻是高度重视的。虽然有的连篇累牍,有的点到为止,或精当,或粗糙;或存疑,或击断,但都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精神。

  其二,从史部提要对史书的评价来看

  四库馆臣将是否求真征实、是否注重考证作为评价一部史书的基本标准,与名教评价相比,份量更重;与体例评价相比,份量相当。作为继唐代刘知幾《史通》之后的又一史学批评杰作,《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对每一部史书均进行了评价,涉及到史学批评的众多方面,而其中往往而有的,是这部书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否进行了或是否有资于考证。如对于既编纂《资治通鉴》又撰著《通鉴考异》的司马光极为推崇,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注重史实考证,特别是他写了《通鉴考异》:“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对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的称赞又胜过了司马光,评此书为“精审”:“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即其考证水平远远超过了《通鉴考异》等书。对这些史书推许称赞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重视考证并善于考证。

  相反,对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四库馆臣因其疏于考证而进行了指斥:“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对《新五代史》亦评曰:“而事实则不甚经意”,“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当然,四库馆臣对于考证与名教这两个评史的标准都非常注重,因此,并没有完全否定欧阳修的史书:“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肯定了《新五代史》的教化意义,指斥了该书的不重史实,疏于考证。可见,作为统治阶级的四库馆臣,最终无法突破封建史学的教化功用观念。

  政书类史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史,尤其不能失实,因为它们最关涉政治统治。对于这类史书,应该做到“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这是对此类史书的要求,也是典型的求真征实观念的正面表达。持此标准,四库馆臣给予杜佑的《通典》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实学”著作:“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而王应麟的《汉制考》也是符合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标准的一部典制史:“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空谈而无实证的学术在此受到了批评。

  其三,从拒斥稗官小说入史来看

  稗官小说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列有“小说家类”。四库馆臣认为,小说与史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著述。对于今天我们认为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库全书总目》均未予以著录,只是偶尔提及。但又因其不实而往往遭到贬斥,如谓《三国演义》为“不经之书”:“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

  在史部书中,与小说最为接近的是杂史,在杂史类序言中,四库馆臣对杂史与小说作了一个基本的区分,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杂史必须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参稽;而杂家小说类的东西,是神怪的东西,里巷琐言,稗官所述,仅供人们诙谐调笑而已。在小说家类序中,四库馆臣对小说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小说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甚至“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的特点。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凡言“小说”处,常常与荒诞不可信相连,又多有附会、不足据的评判。故而以之入史者往往遭到批评,如对清代陆次云《八紘荒史》的评价:“次云既撰《八纮译史》,记其曾通中国者。因复摭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而对于内容虚假伪谬者,从书籍分类的理念上,四库馆臣往往也将它们放入小说家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

  因为不可征信,故稗官小说的材料不宜入史。四库馆臣对唐代所修《晋书》多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晋书》常将《世说新语》等稗官小说纳入史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又如对明代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的评价:“至于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桯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对于这些小说家的无稽之谈,怎能放入史书?

  除稗官小说外,四库馆臣还认为,神怪、五行、谶纬、佛道,均不符合历史真实,应拒斥于史学之外。即使是歌颂忠臣,也不应该采纳传奇演义之类的形式,如评明代徐缙芳《精忠类编》:“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次《异感类》,纪诸灵应……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凡史书都应求真征实,不论是歌颂还是贬斥,均应首先以历史真实为前提。

  综上所述,从史部文献的考证、对史书的评价,以及拒斥虚假荒诞的稗官小说入史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充斥着浓重的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作者简介

姓名:张秋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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