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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探析
2020年02月04日 08:43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郭卫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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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条约是隆重煌煌的国际交换文件,签约所用语言代表着国家沟通的官方语言。清代以来,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有所演变:鸦片战争之前,以缔约方或第三方的文字为准,体现了平等理念。战后,不平等成为约章主调,但出于传统习惯,汉文本仍是依准本。至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作准文本改头换面,开启外文本在中外条约中居于基准的时代,这是列强对中国的语文强加。不能夸大清朝统治在条约文本中的“民族”成分与“种族”色彩,有清一朝,就约本来看,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突出的“国语”意识。

  关键词:清代 中外条约 作准文本

  作者简介: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国家若个人,不能遗世而孤立,必与他国邦交,构成古往今来形态不一的国际社会,条约便是国与国交往确定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文书,条约每以缔约国的各自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构成,由此带来以何种文本为释约依据的问题。晚清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有了重要演变,中文本作准或与外文本同时作准成为历史,以外文本为中外条约作准本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条约的语言文本,绝非简单只是文本问题,它反映了背后的枪炮威力和弱国无外交的无奈场景,印证了“华夷秩序”的根本变迁和中西方语境的绝大反转,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空前屈辱历史的真实呈现。

  一、文本的平行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保持基本平等的关系。近代条约法虽未形成,但关于国际条约的文本已有惯例,即缔约方语文须同时呈现。这一时期,依据文本有别,呈现出两种格式。先是1689年以前的未定作准本,主要与清初台湾事务相关。一般讨论清代约章多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篇,认为这是正规中外条约的最早样本。但在此之前,已有近代范式中外约章的出现。第一份是《台湾媾和条约》,1662年2月10日,据确认,1662年2月1日是双方开始停火谈判的日期,条约签订是2月10日。由郑成功等与荷兰殖民当局领导人菲特烈·揆一(F. Coyett)等签订,通过是约,中方完成从“国际法权”上收复台湾的正式手续。条约以与约国的文字缔结,乃国际条约中的通式:“现在双边条约使用的文字一般是双方国家的文字,两种文本应同等作准。”第二份是《清荷协约》,1663年10月27日由获得清帝授权的靖南王耿继茂和闽浙总督李率泰与荷兰提督巴尔特(B. Bort)以汉、荷文拟订,内容是清朝与荷兰为打击占据台湾、厦门、金门的郑氏军队结成“紧密合作”的“同盟关系”。第三份是《台湾通商条约》,1672年10月13日由郑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互签,以汉、英文写就,分别执存。第四份是《台湾通商补充协定》,1675年6月10日由郑经当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同样以汉、英文缔结。以上与荷兰所订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及军事同盟条约,与英国所订是商贸协定,条约在中方,均以汉文本写就,说明在清朝统治下,汉语是通行的“官方外交语言”。这些约章没有规定作准文本。那时近代条约体制尚在形成中,其订约主体不尽是中央政府,或有地方当局和“公司”之属,不完全符合近代国际法规范,却奠定近代中外“约”与“章”并列发挥效用的常见范式。

  再是1689—1840年间中外条约的基本样态,特点是:均为中国与俄国之间达成;缔约法人为两国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当局;条约内容均与边疆事务有关;条约语言在中方没有了汉语,而以满语、蒙语形成。1689年9月7日的《尼布楚条约》,以满、俄等文种签订,引人注目的是使用了拉丁文。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宗藩关系,这些国家受中华文化的强烈影响,汉语作为主要交际语言顺理成章。但在与俄国交涉中,语言问题突显出来。由于双方特使均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清廷只得委派西方来华天主教士南怀仁(F. Verbiest)、徐日升(T. Pereira)、张诚(F. Gerbillon)等充任翻译。双方首次会晤时,中方代表就提出希望能“用拉丁语商谈划界问题”,因为其他语言很难做到双方都能明白无误地理解。俄方也认为“用拉丁文书写,从中可以准确理解书信的内容”。以第三种语言为准,显示不偏不倚的公平性,拉丁语也是当时国际交涉的“习用语”和多种西方语言的“母语”。签约前,双方同意以拉丁文本为彼此交换的正式文本,签字程序是:两国代表在自己草拟的母语本和拉丁文本上签署,然后在对方的拉丁文本上画押。该约还规定“以华、俄、拉丁诸文刊刻于石”作永久界碑,此处的“华”字,满文本对应处是dulimbai gurun i bithe,就是“中国的文字”之意,即中华各语言均可,含意包容且准确,既是族群自我意识的内在表露,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表示认同。据此,该约树立的边界碑文便依地区语种有别,刻有多种中华文字,1690年4月11日工部设计的碑式是:“额尔古纳河口、格尔必齐河口碑文式样,其满文、蒙文、汉文应勒于碑阳,俄文、拉丁文则勒于碑阴。”实际立碑,不全一式,1690年在亨乌喇等地立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未见汉文;同年在额尔古纳河口立碑则“镌清、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五样字毕而还”,存有汉文。《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决定“遇事即以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字话缮写驰递,庶有印证,以免舛误”,强调缔约方互以文本参校“永为定例”。1727年8月31日中俄《布连斯奇界约》换约,因涉及中俄中段边界,主要是蒙古人居住区,所以除满、俄、拉丁文之外,还加增蒙古文。之后《阿巴哈依图界约》属附约,虽然仍有满、蒙、俄等语本,本文在表述时同时使用“文本”和“语本”“文本”仅指书写层面,“语本”还包括条约谈判过程中涉及的语言。本文探讨以“文本”为主。但后附《鄂博清单》仅以蒙、俄文呈现,没有满文,原因是涉及蒙、俄的边界划分,该地并不流行满语;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容忽略,就是参与谈判、签约者的语言能力,如果双方代表和译员都不懂的语言,自然难以成为交涉语。显见地域因素和参与缔约者的语言能力超越了所谓“国语”因素(在1911年《统一国语办法案》推出以前,“国语”在清代特指满语。本文沿用此历史概念)。以上均系中俄条约,与所涉边疆在中方主要系少数民族居住区,较少使用汉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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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卫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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