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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2020年01月16日 08:5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李政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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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关 键 词:社会史 社会科学化 唯物史观 历史书写 新史学 顾颉刚

  作者简介: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潮流,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它以变革聚焦于政治史的历史书写传统为主要诉求,以扩大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科学方法为显著特征;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未形成某种单一的书写范式,但其演变与西方国家的民族路线、意识形态紧密相连。①同样,“社会史”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在后来发展中,也没有形成单一的书写范式。不过,中国史学界的“社会史”书写,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变特点:它肇端于中国史学新旧更替之际,随着现代历史学理论在中国的逐步建构而演变;因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勃兴,又因之而顿挫。可以说,“社会史”书写的演变,不仅展现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复杂历程,而且反映出政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梳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家对“社会史”的认识,并探讨“社会史”书写演变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关联。②

  一、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与“社会进化史”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潮流,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这股“新史学”潮流以批判中国“无史”和书写彰显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的新史为主要特征。他们以近代西方史学为标尺,认为中国旧史所陈陈相因者唯有政治史,“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③,因而提出对中国“无史”的严厉批判。中国“无史”说虽曾受诸如马叙伦、黄节等学者诘难,但支持者无疑占据压倒性地位。④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接纳了其预设的理论价值,即历史学唯有叙述“群史”“民史”,“求得其公理公例”,才能“施诸实用”“贻诸来者”,“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⑤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即滥觞于此潮流中。

  从既往研究看,20世纪前半期被冠以“社会史”称号的诸多类型,无论是立足社会学理论对社会进化规律的探求,还是着眼于对下层社会历史的发掘,抑或是借重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似乎都可以从“新史学”思潮中找到理论端倪。但我们也应注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变革旧史的诉求是整体性、根本性的,因而“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是宏阔的;同时,他们对这场变革的要求又是急迫的。这就造成了这一宏阔理论体系内部格局的庞杂与混沌。所以,后来很多重要的史学观念,在表面看来,似乎都可以追溯到这股“新史学”潮流。但诸如发掘“民史”、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等,更多属于“新史学”的手段,借此展示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才是其主体诉求。因此,我们与其因在“新史学”话语中发现后来多种“社会史”的端倪,而盛赞“新史学家”眼光如炬,不如说这是一种学术主张初现时混沌庞杂的常态。这一时期,真正与“新史学”主体诉求相应的“社会史”,应是“社会进化史”,这也是较早被冠以“社会史”称号的。

  1907年,《复报》发表一首七言律诗《读社会史》,内容为:“寰海沧桑阅几回,革衣燧斧饱尘埃。人猿变化开新础,黄白雄雌梦古槐。螺线倮虫循步进,蜂屯怪杰斗心裁。灵魂待破星球界,濛气千重绕舞台。”⑥作者所读具体为何种社会史著述,我们无法确定,但就诗文内容看,它显然是指人类社会的进化史。1916年范祎《社会史之创造》一文,对“社会史”概念的界定,则明显模仿了梁启超《新史学》的思维模式:就内容而言,他批评过去历史书写过于偏重政治史,提出历史当记载人类全体之活动,应包括经济、商业、风俗、工艺、科学、宗教、教育等,“部分尤繁,此等部分,析之皆可成为一种别史,而合之则总名曰社会史”;就目的而言,则应以社会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述其逐代之变迁”,“由表现之种种社会现象”“确实之种种社会力”,“究其社会之性情与特质”。⑦可见,范祎所界定的“社会史”,仍是要突破政治史范畴,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探寻其发展、进化的规律和特质。再如1919年伦达如《社会进化之历史》一文,同样是糅合多种社会发展学说,试图探寻整个社会“进化之历史”。⑧可见,就理论诉求而言,此种“社会史”和“新史学”理念并无根本差别。

  不仅如此,在史学实践方面,二者同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时被冠以“社会史”名号的著作,如喜渥恩编译的《罗马社会史》,就是由帝政、民权、宗教、哲学、奴制、戏剧、婚姻、丧礼、习俗等19个专题组合而成。⑨这种看似囊括万有、稍显庞杂的结构,正体现了上述范祎所说“析之皆可成为一种别史,而合之则总名曰社会史”。而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式历史著作,如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被时人称为“从历史上的宗教、政治、学术与风俗等现象,考察古今递变之所以然,发明今日社会之本原”。⑩再如,1913年周希贤《历史的研究》一书,先叙述“历史进化之阶级”(“阶级”即“阶段”)和“社会进化之现象”,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风俗、学术、宗教、政治等内容。(11)曾鲲化《中国历史》、吕瑞廷和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等,也表现了相同特点。(12)这些学者并不是要排斥政治史,而是要增加政治史之外的其他门类,以补全社会的“整体”。

  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史家秉持了大致相同的历史学观念。我们知道,清末民初中国史学最为深刻的变革,发生在历史观方面,即以社会进化论取代了传统的循环论或退化论,其集中体现便是历史书写中的“社会”取向。以20世纪初年主要由日本传入,在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的“文明史”著作为例,其基本取向即“认为治史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讲人类历史发展之普遍‘公理’与‘公例’,要研究各国宗教、政治、学术、制度、风土、人情‘如何变迁,如何改良,与夫列邦进步之因””。(13)“文明史”背后所依托的历史思维或历史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界名噪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其重要特征正是:在研究对象上,主张摆脱狭隘的政治史研究,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在研究目的上,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求。(14)

  因此,上述“社会史”在中国学界的出现,是对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因应。二者共享了相同的历史学理念,其历史观是进化论的,其历史思维或历史哲学是实证主义的,他们要书写的都是“社会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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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政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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