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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
2019年12月11日 09:38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桑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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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涌现出数量可观的长编,反映出资料繁多与叙述既贯通又简要两难的紧张。如果仅仅是资料长编或特定人事的言行录大事记,难免年谱简单放大的讥评。因缘陈寅恪等人提倡的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相参合之法,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长编即能够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进而可以摆脱年谱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

  关键词:编年体 长编考异 陈寅恪

  作者简介:桑兵,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季以来,传统与近代的分际演变为中西新旧的对立,以此为尺度,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原有的几种主要史学著述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越来越边缘化,外来的章节体一枝独秀,成为史学论著的主要撰述体裁。虽然后者具有易于分析综合等等便利,但也容易产生所谓史论关系纠结的困扰,滥用者论人议事,总有摆脱时空束缚的冲动,不愿忍受任何羁绊,以便思想任意驰骋,以致脱离材料与事实固有的内在联系,依主观取舍剪裁,拼凑论据,编造论点,看似自圆其说,实则随心所欲,穿凿附会者不在少数。表征之一,不少历史传记,好将生平与思想分离,尤其是思想评传一类,似乎人的活动交际与思想学术无关,或是虽然有所关联但是无关痛痒,因而具体联系反而可以略而不计。表征之二,叙述一人一派的思想学说,往往不顾时空差异,脱离前后语境,将自以为相似的文字拼凑一处,其联系解释不过是撰述者心中的勾连认为而已,与所论之人说话撰文时的本意并无多少关系。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研究,一方面材料极大丰富,事实更为繁复,另一方面研究的起步较晚,积累较少,训练不足,上述问题更加突出。如何在固守历史天然的时空联系的基础上揭示背后的逻辑关系,成为考验治近现代史的学人能否统一主观与客观的一大关键。而善用以长编为形式的编年体,或有矫正时弊的奇效。应当用心揣摩参考研治中古的诸位前贤大家的有效良法,结合近代材料多史事繁的实情,认真探讨应用改进的途径,推动近现代史研究由粗放走向精细。

  一、长编的本义与演化

  近年来,有学人针对以近代范围为主的长编体裁著述激增的情形提出严厉批评,其主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长编本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长编的“义例”和特点,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所以,“长编初稿”的名目,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了。

  其二,民国以前从未见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长编作书名。近人最早所撰年谱长编,应数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而最为人所知的年谱长编,是1936年夏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此后近50年间,一般仅知1976年台湾地区出版的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1979年上海出版的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台湾地区出版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近30年来,内地忽然涌现了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所过目的60来种当中,谱主除少数古代人物外,多为近代以来著名人物。还有好多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书稿,一些发表在刊物上的年谱长编和一些以年谱长编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还有的原先叫长编,最后出书时去掉“长编”二字。台湾和香港也出版了尤侗、赵翼、沈家本、释印光、阎锡山、蒋介石、张君劢、孙连仲、李玉阶、唐才常等人的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还相继特设了专门的年谱长编丛书。

  其三,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年谱”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年谱长编”的。也就是说,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年谱长编”,现在只是“年谱简编”“年谱略编”的反义词,略与“年谱详编”同义。在好多场合,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长编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辞,恰恰相反,是一种自信、自豪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连有些字数并不太多的年谱也非得叫长编不可,大有好像不长编就不高级、不完善之概。

  其四,这一现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应该有所肯定。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年谱所载史料越丰富、越详细越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多有求全求备心理。但是必须知道长编的本义,而且补充的都是“干货”而非“水分”。“长编宁失于繁”之“繁”,亦自应有度,绝非毫无节制的堆砌。“繁”亦须有价值,无史料意义的“繁”就是不能允许之“失”[1]。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征引其说,是因为作者指出了近代人物的年谱大有变身为长编的普遍趋向,而编撰者却忽略了长编本来不过是年谱的初稿。更为重要的是,长编的激增表明,年谱的形式难以容纳大幅度扩张的史料,不得不诉诸长编。而忽略长编本义的情况,则显示编撰者没有了解和把握长编与年谱的既有关系,更没有自觉地认识清楚长编脱离年谱意欲何为,因而除了增加篇幅外,未能体现长编的繁究竟有何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长编是否必须作为年谱的初稿,能否使长编脱离年谱初稿的局限,成为编年体的一种变相,甚至真正变身为一种新的体裁。尤其是史法当与史料的繁简相契合,长编有无可能成为容纳整理数量庞大的近代史料的适宜形式,以及如何才能成为适宜的形式。

  虽然修《资治通鉴》的长编今已不见,但长编原来的确是为了编撰编年体史书准备资料,以备删削。不过,史无定法,随时而变,长编见于宋代,显然与史料的扩张关系密切。而民国时陈寅恪用长编考异之法,并非是为年谱或编年做准备。虽然他在一些方面坚持仍旧,不肯趋新,写史体例却改用章节体。不仅如此,陈福康举例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编撰者丁文江也是另有打算。1929年7月8日,他致函胡适,明确谈到其编书的初衷与妥协:“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启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2](P518)根据夏晓虹的解读,此处所谓“Life and Letters”,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第二条,已明确指向伦纳德·赫胥黎(1860-1933)为他父亲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所作传记“: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3](例言P1)以此,赵丰田接手后,丁文江给他的指示中,便包括“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4](前言P3)。如此强调,是由于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深受达尔文(1809-1882)与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影响,连带对其传记所用体裁也心向往之[5]。据此,丁文江的本意是仿英人《赫胥黎传记》的体例,内容以信件为主。只是碍于梁氏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必须用文言的要求,不得已,才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提供材料者。也就是说,丁文江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将来把长编删繁就简,做成年谱,而是整理书信,做成长编的样子敷衍梁氏家族,同时为撰写以书信为主要内容的白话传记准备素材。

  与丁文江的情非得已不同,现在大量涌现的长编,在大幅度增加篇幅的同时,似乎并不能自觉扩充材料的意义何在,相应的体例是否应当有所改进。此事在近现代学界或许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连陈福康自己也坦承,他原来已经编辑出版过年谱,并且已经补充修订再版,本想再次大规模增补修订,之所以改用长编,一是为争取国家科研经费,二是“从俗”“随大流”,三是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语言逻辑上倒也可以成立。由此可见,他同样并未自觉分别年谱之后再做长编的价值和意义,只能回到长编的本义自我反省,未能进而探究发掘长编体裁的潜力。这样一来,长编与年谱就仅仅只有繁简之别,毫无深意。曾有编辑专门史料经验的学人坦言,编辑资料,一卷选本和多卷全本对于基本事实而言作用可能大同小异;另有学人先写传记,后用十余年之功穷搜传主的档案等资料,可是修订传记时发现,似无必须更动之处。果真如此,则竭泽而渔地搜集编辑史料,便有多此一举之嫌。将年谱扩充为长编,也不过如此而已。

  现行的各种长编,包括编年等其他多卷本编年体著述,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资料长编,二是仅仅谱主的言行录或特定物事的大事记,这两种类型大致可以反映长编仅仅作为年谱之类简单放大的通病。

  资料型长编又可以细分为不同情况,有的偏重于某一类资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陈垣年谱长编与此类似。陈福康认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最大的缺陷也正在此,即除了这批书简以外,撰写者几乎就没下过大力,不曾去查阅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以至谱主的全部著作。梁氏是著名的著作家、政治家、思想家,而他有很多重大的活动和重要的作品、演讲等却不能在此谱中看到该有的记载。因此,从年谱应有的标准来看,此谱实际是并不合格的。梁氏一生所写文字、所编报刊、国内外媒体对其之报道等等,几乎从不间断,编写他的年谱并非特难之事。”[1]

  此说有些地方未免冤枉了丁文江等人,例如报刊资料,编撰者专门从《申报》中辑出数百页的“康梁事迹”,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以《〈申报〉康梁事迹汇抄》为题,于2008年出版。经夏晓虹考订,虽然名为“康梁事迹”,内容显然是以梁启超为主。进一步比较文本,足可证明这份资料乃是专为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而辑录,抄录者另有其人,且水平很高。梁启超经历的时代,报纸数千种,期刊上万计,仅仅征引《申报》,当然不够。可是丁文江对于梁启超所编刊物,凡与其著述、活动关系密切之报章,都会尽力搜求,梁氏本人的著述,包括尚在出版过程中的《饮冰室合集》,也有所借鉴。只是为了与同时展开的《饮冰室合集》收文相趋避,长编才尽量少引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以及正在出版中的《饮冰室合集》所收书、文。《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称:“本书所用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发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3](例言P1)夏晓虹的解释是:“此处的‘酌量采录’与‘仅列其目’,均指已入《饮冰室文集》或《合集》者。显然,《长编初稿》的编撰是以这两种梁集作为依托,故设想读者应同时配置,俾便互相观看。而优先录入其中不曾收入的书信,亦可与《合集》相辅相成,体现年谱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尽管如此,陈福康的基本判断,即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最大缺陷与最大特点恰是一事两面,从年谱应有的标准看,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确并不合格。尽管另有吴天任的《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鉴于大量新材料的陆续出现,整合新旧史料,重编一部符合标准的长编的工作,已经展开。

  那么,是否取材多样化,搜罗详尽,甚至大量使用档案、日记、书信等新材料,作为长编就算是合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数资料性长编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是仅仅将各类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堆砌,既没有比较鉴别,也没有选择取舍,材料与材料、材料与事实之间,缺乏必要的梳理整饬,显现不出内在联系。这样的长编,如果材料收集比较充分完整,还有其价值,如果仅仅排列了常见材料,等于是归类存放了一堆未经加工的原料,作为学术著作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像《梁启超年谱长编》那样以某一类型的特殊资料为主,如果没有对文本比较鉴别的流程,也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影响历史的认识。根据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撰“程序及依据情况”为信札约六千通,绝大部分为副本,另有电报手稿,其他笔记类材料,亦皆抄本。这批原料在抄录过程中已存在一些错漏字句。根据上述资料加上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他人发表过的文章和有关事实的陈述,编成一套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装订为22册,基本按年排列,中加简单说明联系的文句。这份资料有墨笔钞本一部以及据此晒兰印成二部,篇幅内容约多于后来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百分之三十。誊写抄录过程中,又出现部分错漏字句,似较原料副本更多。根据22册本编撰的长编稿本,分量约前者的十分之七,墨笔钞成。编钞过程中改正了部分错字,可能又产生了一些错字。根据上述稿本用蜡纸刻印现在流行的12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陈垣年谱长编与此类似。陈福康认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最大的缺陷(初稿),刻印过程中又产生许多错漏字,其数量可能较前三次更多。这些错漏,有的仅仅是字句,有的则错置了时间或收发信人,很容易导致对史实的误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注释《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过程中,订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近年来相关研究者也陆续发现并考订更正了一些错误,但是仍残余一些错漏。重要原因,一是许多信件只有抄本,没有原本进行校勘,二是部分有原稿的信札,也散佚不见。要完全依靠本校、理校的办法逐一发现并予以订正,难度太大。目前只能随着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陆续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12册油印本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和上海后来编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年谱长编》以此为本),是在22册本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此过程中,曾经分由梁启超的同门及亲友签注,根据签注的意见,删去了一些重要的信件或是信件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庚子前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党的联系,以及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等。上海版保留了部分签注的痕迹,但是很难看出有意隐藏的部分。22册本已于2015年11月由中华书局分订16册影印出版,初步比较,应是签注之前的完整资料汇编,研究者可以仔细比对,进一步坐实删削的部分、程度等整体情况。

  除了资料长编,一般而言,长编对于资料倒是有所比勘验证,剪裁取舍,只是完全局限于谱主本人的言论行事,等于是年谱的简单放大,形同谱主的言行录。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般编撰年谱的常规套路,可是既然要扩充为长编,如果仍然囿于谱主的言论行事,其繁就难免画蛇添足之讥。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始终处于时代中心位置,其亲身经历牵涉多方面人事,仅仅搜集谱主一方的材料,记录谱主的言行,无形中以谱主所记之事即为事实,甚至演变为以谱主之是非为是非。须知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都有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因缘考量,如果不能前后左右上下看,顶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以直接材料众多而影响极大的《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为例,两位谱主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极为突出,个人的日记、书信、档案又极多,而且资料屡经学人接力式的搜集整理,研究也相当广泛地持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编撰或修订(胡适年谱长编的编撰起步较早,且为编者一人之力)年谱长编,视野应当更为开阔。或许是因为拘泥于年谱的体例,加上谱主的各种直接材料已经数量繁多,编撰者尽可能采纳,反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资料的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

  由此产生的偏蔽就是,只见谱主单方面单向度的言行,既不能查知谱主的言行缘何而来,指向何在,更无法了解其言行得到何种反应,引发了什么变化,以及由所有相关当事人的言行组合而成的事情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此一来,难免导致以谱主的是非为是非的印象。如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胡适、傅斯年以及蒋梦麟等人与林损、马裕藻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占据主导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说法,与兼顾各方比较而来的实情,差距相当大。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卓有成效,中共的军事将领还出席过蒋介石主持的一些军事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之相关的会上会下的活动,在蒋的长编中很少有所反映。尽管长编要以谱主为中心,可是如果变成谱主的自说自话,多少也会失色。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6](P7)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胡适自己身上。胡适和蒋介石都写日记,而且写得很详细。至于如何看待两人的日记以及如何利用两人的日记做研究,见仁见智。胡适写日记学李慈铭,蒋介石学曾文正,都有留作史料的用意,疑其凡事假惺惺,的确过甚其词,但是照单全收,奉为信史,也未免简单化。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同样如此。不能因为记录了一些看似见不得人的事实,就以为所记全都是事实,更不能拿着日记当尺度准绳,凡事只要本人的日记未记,就断言子虚乌有。有时本人不记,正是需要搜集证据、反复琢磨讲究之处。

  有些重要事情,或许当事人当时没有预料到后来影响至关重要,所以直接材料中没有记录,必须由相关资料予以佐证。如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大学的党部。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局)分局、各区党委“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7](P256)。国共两党的举措正相反对,中共成功开辟了第二战线,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8][9](P1-27)。蒋介石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实行宪政,背后另有隐情,其中之一便是试图遏制党内派系恶斗。可是在蒋的各类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记录,而顾颉刚日记恰好有所记载。1945年4月11日,他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10](P440)。另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应该如何表述,直接认定为不抵抗,在相关文件中找不到依据,可是要说抵抗,也与事实不符。况且作为他指的不抵抗并非后来强加“,一·二八”事变后,有人就抨击不抵抗主义,并指名道姓称:“蒋介石、汪精卫所作所为在过去事实的表现,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11](P8-11)尽可能延缓与日本的正面冲突,以便争取时间做好准备,是国民政府和一些知识精英鉴于近代以来战与和得失做出的战略判断,自有其理据,可是在日本的步步紧逼面前,一味持重、忍让,反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国土沦陷和主权丧失,陷入被动,势必引发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完全按照蒋介石的自述,无视社会各方的观感,很难恰当呈现其言行的历史地位。

  由此可见,长编的编者在增加篇幅的同时,并没有发现和把握与年谱等一般编年体裁究竟有何不同,只是简单地进行材料扩张的工作。这样的繁虽然未必就是不能允许之失,但是长编应有或潜在的价值的确未能充分发掘发挥。其结果长编既不是作为删繁就简的初稿,又不能显示独立存在的意义,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众多学人不约而同地采用长编的体裁作为独立著述的形式,反映了学人尤其是研治近代史者解决资料繁多与叙述简要两难的迫切需求,可是不能得法,非但未能显示增加篇幅的意义,反而授人以不知本义别有所图的口实。如何才能充分发掘长编的功能,使之不仅起到一般编年体的作用,而且能够脱离初稿的局限,进一步发挥潜在价值,真正摆脱附庸的尴尬,破茧而出,蜕变成为一种适应材料极大丰富的研究领域的变相新体,应该引起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的讲究与应用的合理方面,应当更多地借助于中古研究大家的成熟经验。而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各种论述,最值得认真揣摩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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