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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明发展呈现独特性
2019年07月19日 08: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维扬 字号

内容摘要:地中海地区的古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是世界历史上发育很早,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和重大贡献的人类早期文明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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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地区的古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是世界历史上发育很早,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和重大贡献的人类早期文明个案。但它们在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上也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其中的差异对于世界历史整个进程的形成和人类文明最终呈现的内容有重大影响。在与地中海地区古文明发展的比较中,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以下一些表现尤其具有独特性且意义重大,值得特别关注。

  大地域控制模式影响国家制度

  中国早期文明在政治组织上的发展很早就表现出追求大地域控制的模式,并成为中原王朝国家出现以后中国早期国家在国土结构上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原王朝国家制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国家概念的要素之一。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发展的这个特征在古代文明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只有在中国个案中才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完整。同地中海地区早期文明在这方面发展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对中国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及其历史性影响至关重要。

  如果追溯这个过程,现在至少可以确认,夏作为中国早期的一个超强政治实体就是追求对广袤地域控制的,其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并且显然在一点点形成对广袤地域实现有效控制的办法。这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制度构建的一个突出趋势和目标,那就是实现大地域控制。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出现和形成同早期超强政治实体对大地域控制的追求是有重要关系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这一特点在此后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演化上得到了体现,那就是后来商周时期国家制度的总体架构都呈现出大地域控制的模式。当然,在商周国家制度性质的问题上,必须看到它们在很多方面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早期性特征。尽管如此,商周国家制度中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一面仍然是其主要特征,王权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是维持整个国家制度框架存在的基本要素。

  因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有这样的认识,即大地域控制模式在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出现前后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剧烈变动中是一个令这一过程达到某种结果的平衡点。这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在出现之时,其结构就是为了实现大地域控制这一目标的。而在此之前,所有有关的政治和社会变动无论其可能已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和成果,整个变动的结果还是不确定的;甚至随着有关进程的推进,在有些个例中,原先有过某种发展的社会主体会离奇消失或退化,但从完整的历史观察的角度看,国家作为一个真实和完整起作用的制度总体并没有真正出现,虽然在有些地方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会非常逼近这一结果。从上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大地域控制模式具有某种巨大规定作用的情形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文献传统特征鲜明

  中国古代发展的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特点,就是文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有非常悠久的渊源。从对先秦时期历史的记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特征的主要表现。例如,中国古代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对所有重要事件和常规事件以及重要言论进行记载的原始资料记录系统(由古代史官制度所支撑),应该也很早就拥有了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由此很早即有实用文献文本和古书的出现),同时逐步形成了有效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构成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以及对于文献活动的一定意义和水平上的批评系统(见于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属著作活动的出现)。而更重要的则是在所有这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献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和极其重要的作用,等等。对于所有这些表现,我们都不难看出它们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是非常具有特征性的,包括与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在文献活动方面的许多突出表现(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也是非常不同的。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这一非常具有特征性的现象,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古代文献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献传统所有特征中,文献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拥有崇高地位并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重心是为国家意志服务。早期文献中最具全局性的命题就是诠释国家政治的合理性及国家对国民或属地人群的要求。因此,中国早期文献活动对于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是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而这一点也使得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包括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并最终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与世界其他地区间出现巨大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形上学与科学发展存在张力

  形上学,亦称“形而上学”,是人类以阐明事物的超验的理由及其终极价值为内容的一种精神活动的表现。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对于古人而言,对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行为的正当性或合理性的说明,除来自经验事实的理由外,总是有表明这些行为的终极目标与终极理由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古代形上学的一项任务。中国古代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发展。古代中国固然没有如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在区别形上学与知识和科学的不同内容与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如西方本体论哲学那样的哲学形上学体系,但是中国古人也是有自己的形上学思维的,并很早便发展出独特的形上学概念和理论及相应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周易》哲学便是古代中国形上学理论及表达体系的最重要代表,并始终被古人认为是说明人类最重要思想的所有表达的最高来源。

  然而,古代中国形上学的内容和建构与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发展出的西方哲学形上学是有着巨大不同的。《周易》形上学固然也是人们纯粹思维的表现,但它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同时还直接包含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它不仅回答人们在终极关怀上的问题,而且还直接回答关于具体经验的问题,例如地震等自然现象的原因和社会生活的准则等。这些与西方形上学有很大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周易》形上学的许多基本和重要概念本身就是用来描述经验事实的词汇。例如《易经》哲学的最高概念是“天”或“天地”,将“天”或“天地”作为一切世间现象的终极理由和终极目的来看待。相比之下,虽然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探索宇宙的构造和天体性状以及相关的数学和天文学问题有浓厚兴趣,但古希腊形上学的架构同它们关于宇宙的概念并没有直接联系。总之,在《周易》中,形上学思考在许多方面直接深入到经验层次中,并在许多问题上代替了知识与科学,这对于古代中国智力的投向及其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与张力应该说影响极大。

  在古代形上学进一步发展中形成的出现于秦汉时期的宇宙图式论哲学,在基本概念上除继续运用《周易》哲学中的“阴阳”外,又将战国哲学中兴起的“五行”等概念引入其中,成为具有更庞大和精致形式的形上学系统。古代形上学通过这些发展最终使早期形上学语汇稳定地成为了古代思想对国家和社会最高端问题作出解释的工具。古代形上学总体上代表了古代中国很高水平的认知活动,而其成果经过经典化的过程后最终成为解释国家和社会行为及一切经验现象的最高依据,这似乎是只在中国古代才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智力活动是如何在古代形上学的支配下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历史的,由此我们还可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在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与西方有巨大不同的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使古代形上学的发展同中国文献传统一样,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内涵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独特性之一。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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