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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
2017年10月09日 09:17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作者:马利清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发现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的东汉边塞纪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任尚碑》的出现,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礼仪而向单纯的散文体叙事纪功碑转型。三、《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与边塞纪功碑的转型以窦宪《封燕然山铭》为代表的纪功刻石,仍然是在封禅祭祀传统下形成的媒介纪事。《任尚碑》的树立,有平定匈奴残部叛乱的事实为前提,有对《封燕然山铭》刻石纪功传统的继承和效仿,也有任尚个人政治诉求的表达,那就是在东汉朝廷清算窦氏余党的政治旋涡中,任尚迫切需要与窦宪切割,这成为他积极平定窦宪扶植的匈奴单于於除鞬叛乱。

关键词:任尚;窦宪;匈奴;叙事;边塞;纪功刻石;秦始皇;刻石纪功;祭祀;文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发现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的东汉边塞纪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纪功刻石作为最早形成的碑刻类型之一,在东汉中期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叙事载体。《任尚碑》的出现,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礼仪而向单纯的散文体叙事纪功碑转型。这一转型的背后,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此碑承载的历史信息不仅仅限于刻石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刻石纪功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复杂现实情境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由此而发生转型,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事实和深层的历史脉络。出土文物承载的文本信息,除文献学视角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政治史的视角以及在文献中做田野研究。

  关 键 词:任尚碑 纪功刻石 文本传统 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马利清,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出土汉唐政务文书汇释及研究”(11XNI010)

 

  通过某种介质如石器、陶器、龟甲、兽骨、简牍、青铜器等记载单个人物或事件,是历史编纂学诞生以前的一个重要纪事系统,本文借用传播学概念称之为媒介纪事。春秋时期诞生了作为各国历史汇编的《春秋》《国语》等文献,同时也出现了对某个政权长时段历史加以编集的历史编纂学,本文借用王明珂的概念将这种编纂史学称之为经典历史[1](P37)。随着经典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媒介纪事逐渐成为经典历史的素材或“史料”,媒介纪事的介质也逐渐变为以碑石为主,形成了各种碑刻文献。纪功之刻石,是碑刻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典历史编纂传统形成之后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流行与普及,成为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个历史叙事途径和传统。本文通过对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实物《任尚碑》的分析,探讨纪功刻石的书写传统在东汉时期从封天地神灵到单纯纪功的转型,以及媒介纪事与经典历史在文体特征和叙事结构上的差异,并对任尚立碑事件背后的历史本相做出推测性分析。学界以往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大都囿于对其文字内容的考释及与传世文献的比对,简单地用来互补互证,而忽视了对出土文献作为一种历史表征背后的整个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和个体人物命运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本相的追寻,忽视了媒介纪事和经典历史的叙事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原因的探讨。

  一、秦汉时期纪功刻石的类型及其传统

  青铜器和石刻碑碣是中国古代铭刻文献的主要载体,所谓“庸器”和“纪功碑”,乃是以金石之器刻铭纪功,取其金石永固,万古流传之意。《周礼·春官·序官》“典庸器”条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庸器,有功者铸器铭其功”[2](P192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吕望铭功於昆吾,仲山镂绩於庸器,计功之义也。”[3](P92)可见先秦时期青铜礼器兼具了祭祀和纪功的功能,具有向天地神灵和祖先宣示功成的意义。秦汉时期,随着铁器大规模地取代铜器,铭功的媒介从以铜器为主变为以刻石为主。《文心雕龙·诔碑》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4](P104)至于“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铜器渐缺,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由于铁制工具的普及和雕刻技术的进步,刻石具备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汉代社会呈现出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加之东汉纸张的推广和书法艺术的进步,都助长了碑刻的发展;另外,石材相较于青铜更加方便易得,创作更加自由,使用和流传范围更为广泛,刻石纪功逐渐取代青铜器刻铭纪功。

  从传世资料看,先秦时期已有石鼓文首开以石材作为书写载体之风,秦始皇统一六国巡行天下,封禅泰山,开启了刻石纪功的滥觞期,东汉以后,大凡边塞灭敌、开道筑亭等,多有刻石纪功,昭告天下,纪功碑成为“石刻功能分类中最早出现的类别”[5]。纪功刻石的传统应追溯到青铜器刻铭纪功,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在交阯立铜柱,当是这一传统的遗留。①就目前所知,纪功碑至少可以区分为巡行纪功、开道纪功、封禅纪功和边塞纪功几类。

  一是巡行纪功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以后,东巡各地,刻石立碑,以“颂秦德”(帝王不言功而称德),文字从187字到426字不等,碑文除个别句子,大多为四字颂诗,内容颇多相似,语多歌颂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功,向天地神灵宣告功成,意在威服海内,教化黔首。秦二世循始皇例,巡行各地,在秦始皇刻石之后增刻碑文,为无韵之文。《二世诏书》全文79字,均刊刻于秦始皇刻石文后。[6](P267)秦始皇巡行纪功刻石对以后边塞纪功碑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金石学者认为后者肇始于秦始皇东巡,二者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7]

  二是开道纪功刻石。这是对于开道筑桥、修烽燧列亭等重大工程建设的完成,予以记载并表彰之刻石。如东汉永平九年(66年)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8](P3),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刻《石门颂》[9](P2),东汉永寿四年(158年)刻《刘平国治关亭颂》②,刻于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西狭颂》,刻于建宁五年(172年)的《郙阁颂》[10](P1)。

  三是封禅纪功刻石。帝王到泰山封禅,自秦始皇始。但相关礼制并不完备,而且缺乏明确记载,所以《晋书》卷二一《礼志下》云“封禅之说,经典无闻”[11](P653)。秦汉时期的封禅大典,是方士与儒生积极参与之下的集体创作。《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注引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12](P1355)汉代文献中“封禅”开始频频出现,《白虎通》对封禅的含义进行了论述,《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则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13](P1361)。《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后汉书·祭祀志》以及诸皇帝本纪中记录了秦汉时期皇帝的封禅活动和刻石诵德之事。最初封禅大典的主体似乎仅限于帝王,但到汉武帝时期,将领在边塞灭敌也开始进行封禅庆祝,如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由此看来,封禅纪功刻石应包括帝王泰山封禅宣告功成的刻石和边塞将领灭敌的纪功刻石。后者经过两汉之际的短暂过渡,由高级将领在封禅框架下进行的封禅刻石,逐渐脱离封禅而发展出单纯的纪功碑,在中下级戍边将士中广为流行。

  见于历史记载的由帝王以外的将领勋臣主持的封禅,至少有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一说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一说在今蒙古境内戈壁阿尔泰山东麓的赛音山达附近)和窦宪封燕然山(蒙古境内杭爱山)。《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记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深入匈奴腹地,大败匈奴,“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14](P168)。此事在《汉书》卷六《武帝纪》也有记载,霍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15](P178)。说明霍去病的封禅大典是得到汉武帝认可的公开的庆祝活动,而非私下的个人行为。《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永元元年(89年),“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16](P168)。这篇《封燕然山铭》因出自著名文学家班固之手笔而得以保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全文296字,有纪事的序,也有颂功的铭。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记为:“命窦宪、耿夔之徒……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其注28李贤注曰:“为刻石立铭于燕然山,犹《前书》霍去病登临瀚海,封狼居胥也。”[17](P2969)霍去病的封禅活动是否立碑纪功,文献并无直接的记载。依照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推测霍去病在狼居胥山曾刻石以纪功。或许唐人见过此二碑也未可知,惜此二碑今已无存。

  四是边塞纪功刻石。自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始,到窦宪封燕然山,围绕封禅典礼而进行的刻石纪功活动主体由帝王下沉到勋臣将领。其后,原本依托于封禅的刻石纪功,开始摆脱祭祀的宗教仪式,向单纯的纪功纪事的档案性质发展。以《任尚碑》为标志,纪功碑的刊刻树立及其文本与封禅之间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在今新疆哈密发现的《裴岑碑》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发现的《阿拉善通湖山摩崖石刻》等东汉中后期的边塞纪功碑,以及此后直到明清时期刊刻的大量纪功碑,都属此类。

  《任尚碑》亦称《汉平戎碑》,发现于1980年(一说1957年),位于新疆哈密东天山巴里坤县的松树塘,距镇西府城故地约70公里。碑为不规则的青色条形石,高148厘米,宽65~70厘米,厚37~52厘米。上端有碑题“汉平戎(夷)碑”,碑文共五行,每行十多个字,字迹明显有故意磨损痕迹,大部分字迹漫漶不清,可辨认的仅十几个字,有“惟汉永元五年”、“平任尚”和“蒲类海至西海”、“道囗临物”等字样。③字体为带有篆意的隶书,刻法简拙。马雍考定为东汉的“任尚碑”。[18]虽可辨识的文字很有限,但关键内容如年代、事件、人物俱在,可以与文献记载互补互证。据《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载,永元五年(93年)“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19](P177)。其事还见于《后汉书》其他纪传以及《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中。《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

  《裴岑碑》亦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清初发现于新疆巴里坤,内容为颂扬敦煌太守裴岑打败匈奴呼衍王部的赫赫战功,碑文作“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海)祠以表万世”④。碑文所记永和二年(137年)这场激战在文献中失载,有学者认为东汉后期朝政混乱,战争频繁,档案史料颇多散佚,故到范晔时未能记载下来。[20](P20)

  《阿拉善通湖山摩崖石刻》残存共二十行,可辨约131字。[21]追溯西汉武帝到王莽之乱以及东汉光武帝不同历史时期,河西武威诸郡与匈奴相关史事。其中可识别的最晚几个纪年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及永初四年(110年),故当刊刻于永初四年后,很可能即《后汉书·安帝纪》所记永初四年或五年平定南匈奴叛乱、南单于降汉并归还掳掠汉人之事的记载。其时,朝廷大赦凉州河西四郡,以示庆贺。根据残存文字的文意推测,此时西北驻军为纪念对匈奴的战功,对河西的开拓,在沙碛之地刻石纪功以彰显汉威。刻石位于通湖山顶,在刻石之西100米处筑有一石砌烽火台。与刻文中“更于郡之北山沙之外造烽燧”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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