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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河上游城镇空间距离特征
2017年02月16日 09:37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赵珍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清代是黄河上游区域甘青宁三省区城镇体系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对该时期本区域府县行政等级体系的发展和稳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键词:清代/黄河上游城镇/距离特征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至民国黄河上游区域城市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9BZS041。一、中心地与宁夏地区城镇、堡寨城镇间的联系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无疑一定受到“距离”的制约。二、兰州为中心的城镇空间格局关于黄河上游区域属于黄土高原部分的各府城所辖厅州县治所与府城之间的距离关系,在刘景纯的研究中已有涉及。三、主要城镇与堡寨空间分布堡寨设置起初,多为军事驻防目的,在后来城镇发展中,成为城镇空间走向的中间带,城镇发展的辐射区。

关键词:城镇;分布;黄河;中心地;上游;空间距离;宁夏;军事;偏离;地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清代是黄河上游区域甘青宁三省区城镇体系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对该时期本区域府县行政等级体系的发展和稳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省府为中心地的各府县城镇空间布局特征,符合这里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其合理内核。

  关 键 词:清代/黄河上游城镇/距离特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至民国黄河上游区域城市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9BZS041。

  作者简介:赵珍(1962- ),女,青海西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史和清史研究。

 

  城镇空间距离是架构城镇体系的骨架,直接影响城镇格局。按照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所谓的城镇空间分布结构,是指为了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因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将彼此分离的城市结合为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1]清代以来,黄河上游区域①各城镇以兰州为中心分布,以若干的卫星城镇作为次中心,以堡寨村镇作为结合带,既有集中,又有相对分散,建构起独特的城镇空间分布体系。且随着行政等级在本区域的进一步划分,该体系的完善与稳固,更符合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其合理内核。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仅就这里城镇空间距离的特征加以阐述。

  一、中心地与宁夏地区城镇、堡寨

  城镇间的联系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无疑一定受到“距离”的制约。分析一个城镇四至八道的里程,才能了解该城镇在空间布局中的地位,即其在一个连续完整的空间体系内的职能,以寻找该体系的规律分布理论。以中心地理论推导分析黄河上游城镇体系原本固有的空间距离特征,有其合理价值。

  所谓中心地是用于城市、城镇和其他具有中心服务职能的聚居的居民点的一般用语。其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年)[2]和奥古斯特·罗希(《区位经济学》,1944年),[3]认为一个特定的中心地,可以根据其在连续的空间体系内的地位来分类,而在该空间体系内,经济职能是与等级层次相联系的。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者施坚雅在其研究中,强调空间体系内中心地的经济职能。认为中心地的经济职能始终如一地与它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相符合,且市场体系按照固定的等级自行排列。[4]并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的研究中,阐述中国晚期城市与地方层级,以区分中心地与地方体系两个层级关系。[5]

  该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实践,尤其在进行城镇空间体系与行政建置关系的研究中屡见不鲜,结论有别。如刘景纯在对清代黄土高原城镇空间距离特征进行分析时所言:“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揭示了城镇体系空间组织结构的内在的一般规律”。“但由于这一理论是在理想状态下高度抽象分析的结果,所以几乎在所有现实的地理环境下就不能不发生变异,甚而在一些环境下变得面目全非”。并认为“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应遵循行政统治和管理原则。其中心地满足的首要条件是最有效地行使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的统治和管理”。如其所言,“政治统治和管理”原则应该是不同中心城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继之,刘景纯采用结合城镇间的距离计算“偏离指数”的办法,对黄土高原城镇分布特征加以研究。认为不同行政等级城治之间的平均距离,反映的是城镇之间理想或基本的空间距离状况,也是反映差异的主要依据之一,而所得到的城间距离与平均距离的偏离指数,更是反映低一级中心城镇的几何中心性和不同中心差异的重要指数之一。[6]我们姑且称这一考察办法为偏离指数分析法。

  当然,抛开行政建置的层级关系,克里斯塔勒所提出的中心地理论研究方法,不失为一种可信的办法。考虑到黄河上游的城镇研究与刘景纯所做的黄土高原研究区域有很大程度的重叠,仅借助偏离指数分析法,将宁夏地区城镇、堡寨的空间构成作为案例讨论。

  必须说明的是,在对宁夏地区城镇、堡寨进行统计时的定量数据,是以乾隆、道光、光绪时期的方志资料为依据,以此罗列出府治与县治之间、县治与堡寨之间的距离,求出府治与县治之间、县治与县域所辖堡寨之间的平均距离。并以实际距离与所求出的平均距离差为偏离指数,正值为外偏离,负值为内偏离。亦必须强调的是,在计算出城治间实际空间距离数据之前,从城镇实际分布已经表明,宁夏北部地区,长期以宁夏府城为中心,其中中卫距离宁夏城中心地最远,灵州最近。再以北部城镇沿黄河右岸分布的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来分析,位置在西南的中卫、偏东的花马池,偏离指数一定为正值,邻近宁夏城的平罗、灵州、宁灵的偏离指数一定是负值,靠近中心地附近。宁夏南部中心地长期以平凉府城为中心,其中固原与静宁距中心地最远,偏离指数当为正值,华亭、隆德相对较近,当为内偏离,偏离指数应为负值。

  如此而言,中心地讨论所关心的只有二个数据,即平均值和偏离指数。从清代宁夏地区城治的空间距离偏离指数概表可知,宁夏北部为216里,偏离指数111.2,南部为157.5里,偏离指数42.5。北部除中卫、花马池超出平均值外,其余均在此距离范围之内,其偏离负值也如实际分布现状。南部是固原、静宁超出平均距离,相对于平凉城中心地,两城的偏离指数也为正值,为外偏离。所有定量数据表明,宁夏地区南北两地所在的府城依然是两地的中心地。而相较南北两偏离指数,北部大于南部近3倍,如此的偏离度,显示宁夏后来从甘肃分出建省的地理因素。可见,定量计算,实际是用另一种方式再一次求证了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城镇之间空间距离相对是一个恒量,宁夏南部山区相对于北部平原中心较大的偏离度依然存在,只是随着近代商贸、交通的兴起,结合行政管控有效手段,从形式上减小偏离度,使宁夏城作为地区中心地的地位加强。

  当然,回溯到宁夏地区城镇始设时的军事、民族性的突出特征出发来考察,也能表现出清廷在宁夏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政与军事管理措施的特色。如宁夏府独设满城,同治年间,固原升为直隶州,化平川厅的设置等,均为了加强控制与管理,有很强的提升行政层级建置的涵义。而相对于中心地,其中一些城镇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则远远大于并超过中心地。就平凉府城与固原相较,固原的军事地位更为突出,是西北的军事重镇。有陕甘提督驻防。中卫作为连接兰州与宁夏的中间地带。经济、交通地位更突出。也就是说,空间距离的远近。只能就特定自然地理、地域环境和人文条件下考察,中心地也具有很强的相对性。研究中定量的模型和方法有可信度,但仅是对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传统的定性分析层面依然是研究的基本方法。

  宁夏地区堡寨空间分布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亦可用上述方法类推。梳理宁夏地区城镇周边堡寨分布,大体为宁夏有堡寨21,宁朔23,平罗62,灵州36,中卫21,隆德12,平远8,海城14,化平4。相对应的平均值和偏离指数为宁夏40/15.5、宁朔63.5/28.7、平罗41/20、灵州141/86.5、中卫97.5/54.5、隆德64/41.6、平远116.7/51.1、海城120/36、化平20/10。各堡寨的方位,宁夏、宁朔、平罗三城位于宁夏地区北端,居黄河右岸,便于汲水与灌溉的需求。故宁夏城周堡寨分布基本围绕在城的南、东和东偏北。宁朔堡寨分布以城的南向为主,少数在城西、北向。平罗城周分布最多,北部占到29个,几乎达50%,其余由多到少,依次分布在东南西向。位于宁夏北部地区中段的灵州,主要在城的南、东南向,北向有少量分布。如此的堡寨空间分布,除了与黄河及北部宁夏平原水系分布与农业灌溉呈现高度一致性外,还与明代以来,边界防御的军事功能有关。如位于宁夏北部南端的中卫城,其周边堡寨主要分布在城南及偏东南,避开了北边及偏西北的腾格里沙漠,体现出对水环境的可利用性具有强烈的依赖,有明显的河流指向性。隆德、平远、海城和化平四城位居宁夏南部山区,堡寨分布依赖自然地理形态的宜居性程度更大,如隆德主要分布在六盘山以南的山麓。多位于城的西北向。而海城则主要分布在城东南,拱卫固原,军事目的更明显。

  统计堡寨空间距离数据,宁夏、宁朔、平罗各城的堡寨分布与城之间距离显示最小,为10里。中卫城周边堡寨分布距离显示也是最小。堡寨与城间最大空间距离是450里,分别为灵州南部西面的同心城和东面的孙家水堡,且灵州的平均距离在本区也是最大的,为141里,其次为中卫、海城,为100里左右。最小平均距离在化平,为20里。堡寨与各城之间的平均偏离指数,灵州最大,为86.5,化平最小,为10,宁夏和平罗分别为15.5和20,中卫、隆德、平远居中,概50左右。可见。灵州的各项指标出超,即所辖堡寨中距州城的实际距离、平均距离和平均偏离指数均属前茅。显示其堡寨分布的离心率偏高。灵州作为中心地的吸引力和控制力相对偏弱。这一特点,与清代对此政区调整、加强管理事实相符合。雍正八年(1730年),在灵州添设花马池州同,领安定堡、杨柳堡、野孤井堡、铁柱泉、兴武营和毛卜刺堡,以加强管理力度。同治十年(1871年),对回民起事善后中,以灵州治南金积堡“距州远”而难于控制,②单独设宁灵厅,改水利同知为抚民同知,驻金积堡,直属府城,下辖金积堡、汉伯堡、忠营堡、秦坝关、红寺堡、韦州堡和同心城。十三年(1874年),又于下马关地置平远,拨韦州、同心城属,下辖在城里、同心城、韦州城、夹道堡里、可可水里、白马堡里、元城子堡里等。③经过几次析出单设与分割重组,灵州所属堡寨由36变为15。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交通工具仅靠畜力,运输尚处于较低水平时期,城镇间的空间距离过大,难于驾驭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清廷多次划大为小,增设行政单元与添建城垣并举,减少行政管控的松散性和填补空挡的作法,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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