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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 从应用史学看《资治通鉴》价值
2017年02月13日 08:5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虞云国 字号

内容摘要: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关键词:史学;资治通鉴;应用;学术功能;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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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史学功能可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其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其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当史家通过艰苦研究,尽可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实相,给出合理的解释,其学术功能便大功告成,转化为原创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史家通过创造性的再劳动,让这种相对独立的基础性成果走出学术象牙塔,使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完成学术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普及性转移,便是应用史学的职责任务。在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这两者之间起转化、中介之功的,就是应用史学的用武之地。这样说来,应用史学的存在,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

  作为传统史学的高峰,《资治通鉴》既含丰富的史料价值,又具独特的史学价值。关于前者,后人都可以像胡三省说的那样,“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充分发掘这一史料库,从事应用史学的再创造。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朱熹的《通鉴纲目》,再到清代诸帝的《御批通鉴纲目》或《御批通鉴辑览》,都可视为对《通鉴》的具体应用(它们最终也成为再现编著者史观的全新史著)。

  关于后者,尽管有学者判定,“《资治通鉴》的最大特色在‘通’,而不在‘鉴’”(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239页),但司马光显然旨在“通”而后“鉴”,并最终落脚在“资治”上,是以应用为归宿的。而《通鉴》贯穿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其内涵复杂而丰富。大体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因历史局限性而与现代价值抵牾扞格,应予批判扬弃;另一部分按照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说”,其包孕的传统思想经当代观念与当下语境的适当阐释,仍足资现代人借鉴与继承。也就是说,《通鉴》在价值观上也为应用史学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通鉴》的双重价值不言而喻,但对现代人来说,仍横亘着一大障碍。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面对原典,普通大众在文字与故实上不免望而生畏;另一方面,由于卷帙浩繁,即便能读古文的非专业读者,在快节奏压力下也少有时间精力从头至尾读完全书。于是,在接受方式上,现代读者也亟须应用史学的排忧解难,以实现阅读形式的现代转换。柏杨编选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在这两方面作了尝试,其“柏杨曰”的按语则折射出他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通鉴》是司马光看历史的成果,后人看《通鉴》无非借助其史料与史观看司马光眼中的历史,以期获取通感,有所启悟。但后人释读《通鉴》时,自有自身史观与时代要求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便有不同的释读结果。在应用史学层面,也必然有纷异的面相。这正应了那句名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旧史学历来重视资治、垂训、教化、借鉴等功能。宋神宗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即旨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进书时也祈望他“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能做个好皇帝,“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足见《通鉴》确是既为当时帝王而作,也为后代帝王而备。

  正基于此,梁启超指出,《通鉴》“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帝王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在史学经典里,就总结中国政治智慧言,《通鉴》堪称是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以至“成为后代帝王学习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帝王教科书》19页)。(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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