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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名著中语焉不详的一段史事—— 第一次“西学东渐”衰落的真相
2017年02月13日 08:5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郑永华 字号

内容摘要:综观乾隆一朝,虽仍试图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编纂有《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科技成果, 《四库全书》中也收入了17名欧洲传教士所著的29部“西学”著作。

关键词:西学;西学东渐;传教士;真相;西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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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同志:

  您好!最近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现,书中提到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一除便除了二百年,这也就意味“西学东渐”的衰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想请有关专家解答一下。谢谢!

  朝阳读者欧阳文泽

  本刊邀请北京社科院历史所郑永华研究员作答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先驱者角色,中国科技亦由此开启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序幕。但由于作为西学传播主体的天主教过分干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西学东渐”的衰落。

  康熙帝以钦天监计算的夏至时刻与实测日影不符,对“西法”的深信不疑开始动摇

  早年的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先后向南怀仁、白晋、徐日升等传教士学习过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如解剖学)等西方科学。他以一国帝王之尊,大大促进了“西学”的传入,由此也积累了对传教士的好感。因此当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福建代牧阎当再次挑起“礼仪之争”时,卷入其中的康熙帝一度表现出极大耐心,不愿意中西双方因此而决裂。但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态度,两次发布“禁约”与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祀祖、祭孔、敬天等儒家礼仪。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在宫中读到传教士所译的教皇“禁约令”全文,极为愤慨,提笔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其实早在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帝就以钦天监计算的夏至时刻与实测日影不符,指出“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对“西法”的深信不疑开始动摇。此后康熙帝设立蒙养斋,试图实行历算编制“自立”。他又倡导“西学中源论”,既有维护“天朝上国”尊严的用心,也有因“西法”所编历书多次出现误差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康熙帝晚年在探索西方科技方面的热情。故当与教皇的冲突明朗化之后,康熙帝指示,所有不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一概驱逐,留用的“会技艺”者亦只可“自行修道,不可传教”。但终康熙一朝,也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与热衷于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于西学可说“毫无兴趣”

  雍正帝登基不久,便改变了康熙时期的政策。这一方面由于雍正帝本人信佛,尤其亲近喇嘛教,因而对传教士的“辟佛”言行十分反感,对康熙年间宽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满,声称“你们哄得了父皇,哄不了我”。另一方面,也掺杂了“储位之争”所带来的政治因素。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的兴趣和对传教士的好感,一度影响了多人。皇太子允礽及其舅父、也是“太子党”核心的索额图,都与传教士关系密切。到皇太子允礽被废黜之后,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又直接卷入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中。经过激烈争夺方得上位的雍正帝继位不久,便制造了传教史上有名的“苏努事件”。随后雍正帝在宣布允禩、允禟“罪状”的同时,又将传教士穆敬远逮捕严讯,并授意杀于谪所。这当然是出于铲除政敌势力的政治需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时,就提及“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胤祯,双方争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

  与热衷于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于西学可说“毫无兴趣”,受其影响,“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因此雍正一朝的科学进步,除钦天监监正、耶稣会士戴进贤编制的《历象考成》日躔、月离表,以及巴多明、雷孝思等传教士在康熙朝大规模测绘基础上绘制的《雍正十排皇舆全图》聊可称道外,其他方面均乏善可陈。在康熙朝“西学东渐”高潮的映衬下,更显得“黯然失色”。

  乾隆帝对雍正朝的严厉政策做了适当调整,试图“宽严相济”

  乾隆帝登基后,对雍正朝的严厉政策做了适当调整,试图“宽严相济”。与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求学探究不同,乾隆帝允许传教士在内廷供奉,主要是为了满足“奇器淫巧”的个人赏玩。

  乾隆帝迷恋西洋技艺的艺术魅力,信用郎世宁、王致诚等传教士,创作了大量西洋宫廷画。他又令蒋友仁设计和监造圆明园大水法,将西洋宫廷建筑与园林艺术引入中国。但乾隆帝的兴趣点主要在于新奇的欧洲艺术,并不屑于系统的西方科学知识。乾隆帝登基后尊崇喇嘛教,将其父皇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在《御制喇嘛说》中大力强调“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或基于信仰方面的因素,乾隆帝对天主教的“西洋”教义缺乏好感,对宫中作为“御用技师”的传教士也不真正尊重。综观乾隆一朝,虽仍试图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编纂有《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科技成果,《四库全书》中也收入了17名欧洲传教士所著的29部“西学”著作;在实测新疆、西藏等地基础上完成的《乾隆十三排图》,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亚洲大陆全图;但此时的整个学界的学风已悄然发生转移,考订、整理中国古籍的“乾嘉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引入“西学”的广度和深度远不能与康熙时代相提并论。可见,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其实已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衰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雍正以后,“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其间的因缘际会,颇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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