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洞庭湖区的旱灾不为人们所注意，几乎处于“被遮掩”的存在状态之中。然而，翻检史籍，发现清代至民国三百余年间湖区旱灾频度之高、范围之广、破坏之大皆出乎意外，并呈现出由滨湖低山、丘陵地带向湖心淤积平原逐级递减的趋势。而其频发则是这一区域以地理形态多样性与土壤性质差异性为主的生态因素与开垦过度、治理无方、规划失当与租佃关系不合理等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湖区旱灾造成粮食的大量减产，加剧民众的生产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湖田亩积的大小、粮食品种的选择与旱作农业区的形成，甚至严重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民众的生存。

　　关 键 词：清代/民国/洞庭湖区/旱灾/生态因素/社会因素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至民国环洞庭湖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研究”(13CZS060)；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近代环洞庭湖地区湖田围垦与生态变迁研究”(2013M542103)；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水为邻：清代至民国洞庭湖地区水环境问题研究”(11YBB388)

　　作者简介：刘志刚(1981- )，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灾荒史，洞庭湖区域生态史。

　　“八百里”洞庭可谓泽国也，在诗人的笔下有着一幅“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无比壮阔的景色。因而，洞庭湖区(以下或简称“湖区”)在人们印象中常有洪涝之忧，少有旱旸之苦，正如民国时人曾继辉所言：“大抵濒湖洲田，人第知患水，而不知其患旱。”[1](132)然考诸史乘，泽国旱旸乃常有之事，虽少于洪涝灾害，但其社会危害也不容忽视。民国学者刘绍英曾指出：“滨湖农业上最大的祸害是水患，其次是渍患，而当天干的时候，旱灾也同样的严重。”[1]当前也有学者认为旱灾是洞庭湖区位列第二的自然灾害，与湖南其他地区相较，实属重旱之地。[3]可是，这一区域的旱灾问题却是今日史学界的盲点，常被置于湖南全省范围内加以考察，虽对其有所认识，但无从全面了解它的发生状况与时空规律，更遑论揭示它之于湖区社会经济的深层效应。

　　因此，本文拟对洞庭湖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旱灾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一次专题性考察，以此填补该学术研究的空白地带。事实上，随着“后三峡”时代的到来，现今这一区域的旱象已愈发严重[4]，正亟待着史学工作者有所作为，发挥以史资治的功效。近年来，笔者深入湖区随处可见的防洪抗旱标语，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旱灾的严重。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性与科学性，本文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涵盖了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尾闾的州县，包括临湘、巴陵(岳阳)、湘阴、长沙、善化、宁乡、益阳、龙阳(汉寿)、沅江、武陵(常德)、安福(临澧)、澧州(澧县)、安乡、南洲(南县)、华容十五个州县。下面，我们即对这一问题逐层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