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清波：1964年出生，山西芮城人。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导，陕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秦汉指导委员会理事，曾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陕西省长城资源调查总领队。

　　城和长城是中华文明演化过程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两大标志。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漫长历史中，城和长城基本伴随、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中心城市的出现是王国文明的见证，标志中华文明的诞生；长城的出现和发展伴随了帝国体制的构建、完善和衰败。两千五百余年间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互动交流以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通融合，最终孕育形成了中华文明。

　　城与王国文明

　　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中华文明起源于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属于王国时期，它的建立标志中国从此开始进入多元一体的复合型国家阶段。王国文明自夏朝开始直至春秋结束。

　　恩格斯曾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社会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国家的形成。“建城是立国的标志”，像陶寺遗址那样的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中华文明的初步形成。中心城市的出现，也同样是世界上有些文明产生的标志，比如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都是伴随着青铜铸造业、文字以及发达的城市中心一起诞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这一共识。

　　“城者，所以自守也”，标志国家出现的城并不是五六千年以前在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一般概念上的普通城邑，也不是仅仅用高大围墙围护起来的大型聚落，而是由周边小型城邑环绕的中心城市。影响王国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活动也是从这里开展的，这种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是天下共主式分封制下的产物。

　　中心城市内不仅有宫殿宗庙、祭祀天地等高等级的建筑物，还有具备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以及手工业专业化分工等特征的遗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的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处以都城为中心和周边大小不等的各种聚落相结合而成的、具有国家特征的中心城市遗址。考古发现城墙、宫殿区、贵族居住区、祭祀、天文台和等级分明的墓葬群，以及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包括在陶寺城址周边发现的由规模大小不等的遗址所构成的陶寺聚落群，这一切都表明该遗址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超大型都邑，并且说明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文明的初期阶段。

　　相当于夏代后期、遗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包括“择中”的宫殿规划理念，均表明此阶段无疑早已进入文明时期。

　　长城的出现和长城地带的形成

　　战国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体系逐渐从夏商西周以来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开始向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完成这一转变用时将近250年。这一时期土地国有制彻底瓦解，新兴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和发展，与此相适应，战争的规模、方式和目的等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和根本的变化。

　　夏商周时期，王和各级贵族一般居住在城邑中更为尊贵和安全的区域，尤其是王城和大型城市中，并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因此，战国之前的战争主要为攻取王城或大型城市而掠取财富。时至战国，随着土地的价值日益凸显，土地兼并愈加激烈，从攻城发展到攻城略地、略人，战争的目的转向获取更多的土地和役使更多的人口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矛盾更加激烈，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匪夷所思。各国都需要建立常备军来作战或防御，军队人数大增，车战的方式基本退出战场；作战目的由攻城掠夺财富转向攻城略地和获取人口资源，方式从城池的攻防转变为大规模的野战。史料记载，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4年间，只有38年没有战争，春秋初年时有诸侯国170多个；至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63年开始的242年间里虽然有89年都没有战争，但是，残酷的战争结果使得诸侯国仅剩七个，其数量消失速度惊人。

　　战国时期，战争的常态化和规模的扩大化进一步带来战争目的、规模、参与人数及惨烈程度的变化。此时战争的形式已由车战演变成车、步、骑三兵种的联合作战，兵器以弓弩和常规兵器为主；战争规模巨大，参战人数动辄数十万人，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曾持续一年之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让“战国”因此得名。战国后期，从公元前364年至公元前234年的130年间，秦国参与了15次大的战争，给对方造成的伤亡达148.9万人。

　　到了战国中期，在新的兼并与反兼并形势下，冲突日益激烈。为了满足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中原农业诸侯国们逐渐将过去战争的主要防御方式——封闭的城展开，而变成长长墙体的形式以借助高大的墙体来抵御侵略。齐、燕、韩、赵、魏、秦、中山等诸侯国先后修建长城，多数长城是由防御一方主持修建的。

　　长城防御思想及形态最早脱胎于诸侯国间大规模兼并战争，到战国后期，由农耕文明首创的长城理念与实践运用到此时的农牧交错地带。在面对北方游牧邻居南下的强大压力下，秦、赵、燕三国将长城这种农业国家之间的防御方式移植到了农牧交错的地带，此后以长城地带为舞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共同上演了一部长达两千多年的、惊心动魄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戏。

　　何为长城？长城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由不同时代政治实体在边境修建的，以土、石、砖材料构建的、以墙体为主、由点及线再到面的、立体的军事防御体系。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从战国至清代两千多年间，12个朝代、24个政治实体先后修建了规模不等、长短不同的长城。中国历代长城分布的区域大致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个区域范围也被称作“长城地带”。虽然各个时代长城的分布位置有所差别，但除战国时期外，历代长城的大致走向却基本一致，即自东北向西南呈带状绵延分布。

　　长城地带的形成是生态环境、族群、文化等变动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与自然地形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自全新世以来，这一区域的经济形态时农时牧不断地发生变化，农牧的界线空间也随之南北频繁摆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区，后来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历代长城大多分布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与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走势基本一致。长城地带除了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外，大部分地段处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由于降水量、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恰好处在我国农业和牧业的交汇处。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长城的修建逐渐转变成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