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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的前进需要更多顶层设计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
2017年03月16日 10: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 齐泽垚 字号

内容摘要: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王巍先生的建议涉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遗址点打包联合申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科研成果写入大、中、小学教材”以及“中国考古走出去”等内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成功结项,接下来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进行考古成果的转化,让考古科研的最新成果为民众服务,让国际考古学界了解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当时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发掘、研究的对象更多集中在中国的考古发掘项目,对国外其他国家包括邻国的考古发掘我们都关注的比较少,这使得中国考古学者在国际考古学界除了中国考古以外对他国考古发掘研究的发言权相对较少。

关键词:中华文明;考古发掘;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考古;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申遗;考古研究所;学术

作者简介:

  嘉宾简介:王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继夏鼐先生之后第二位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考古学家。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王巍先生的建议涉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遗址点打包联合申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科研成果写入大、中、小学教材”以及“中国考古走出去”等内容。针对王巍先生的建议内容,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对王巍先生进行了专访。

 

 

王巍先生接受采访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考古学术攻关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在您今年的两会建议中涉及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个国家支持的、大型的、多学科参与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我们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问题,但是中华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究竟是5000年、4000年,还是一些外国学者所主张的有成形文字存在后的3300年,存在巨大的争议。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外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华文明是5000年文明,甚至于一些学者质疑夏王朝是否存在。据有关记载,夏王朝大概开始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在夏王朝之前又有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存在的时间大概是1000年左右,这样加起来大概是5000年时间。特别是五帝时代带有很强的传说性质,也成为国内外质疑的焦点时段,要想将古史传说变为可信的历史,就必须要有崭新的学术科研成果进行支撑。考古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解决史前历史的问题,因此,考古学在印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学术研究中责无旁贷。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我们考古学界积极呼吁科技部能够支持一个国家层面的大型人文社科工程,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工程实施的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果?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立项到实施,到2015年成功结项走过了15个年头,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表明,早在5200年前左右,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先后形成了多个区域性文明。各个区域间的不同文明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相互渗透,最终在夏商时期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我们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历程中要着重弄清楚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时间、形成地点和形成过程及其背景、动力、机制和特点等。要达到这样的科研目的,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如此多的科研内容显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承担的,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我计算了一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五年,科研内容涵盖了众多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如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动植物学、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DNA技术、冶金技术等等。比如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个墓葬或者房间里有多具尸体,究竟他们是否有亲缘关系,以前存在诸多争议。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DNA技术一锤定音,可以解决多年的疑问和学术争论。可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得益于我国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假如在20年前实施这一工程就没有这个条件,可能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困难。可以说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进步。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个突出的难题在于“早期文明”的界定标准问题。在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关于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但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发现这些标准存在明显的理论设计不足。这就迫使我们思考“早期文明”应该如何更加科学地界定。通过科研攻关,我们提出了自己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分工、阶层的分化,然后是权力出现并逐步强化,在考古学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大型的城市、大型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的出现,以及表明高等级身份的礼器,如玉器、精美青铜器等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早期文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稳定区域,拥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组织系统,出现了将这个区域的军事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和服务于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国家。这种判断早期文明标准是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实际得出的。可以说,考古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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