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商时期，王室的各种礼仪制度渐趋成熟。如果当时的丧葬礼仪也已形成，那么，作为最高等级丧葬地的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就应该有预先规划，墓穴位置的排列也应有较为严格的规则。事实究竟怎样？我们首先根据各种资料，推测殷墟王陵区内诸大墓的墓主，然后初步归纳出殷墟王陵西区应以居西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为太祖核心穴，其他七座四墓道大墓大致从早到晚、从东至西，南北交替作两排布列于祖穴东面。考古发现，两周秦汉时期有数例高等级贵族墓地与殷墟王陵西区穴位排列规则相同。据《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何休注，古代贵族宗庙合祭时一般都是诸庙主以太祖牌位单独居西面东、子孙牌位分归北昭南穆置于太祖牌位东面。由此可以推断，殷墟王陵区墓穴的排列虽然还不太精准，但已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昭穆制的墓穴排列方式。

　　关 键 词：殷墟晚商王陵/昭穆制度/墓穴排列规则

　　作者简介：胡进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殷墟晚商王陵是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中国上古时期王陵，经过八十多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基本被发掘清理出来(图1)。几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殷墟王陵及其相关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由于诸大墓历史上皆被反复多次惨重盗掘，遗留物甚少，给深入研究造成很多困难，因此，仍有很多基本问题尚未解决。今笔者撰作此文的目的拟欲对殷墟晚商王陵的穴位排列规则，进行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求证于方家。

　　图1 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墓葬分布示意图(改编自《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02页)

　　晚商时期诸种礼仪制度已经较为成熟，作为最高等级丧葬地的王陵区应该有预先规划和较为严格的穴位排列规则，其布局不可能是随意形成的。而欲对殷墟王陵区诸大墓的穴位排列规则进行研探，就不得不先对一些关键大墓的墓主进行推测。虽然由于历史上反复多次惨重盗掘，几乎使所有大墓墓主的指认都变得十分困难，不过，依据盗余之物及坑穴形制、规模等信息综合分析，还是可以将各大墓墓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下，笔者拟从某些关键大墓墓主的探讨入手开始探索，并援引古代宗庙合祭时诸庙主中太祖牌位独置于西面东、后续子孙庙主分昭穆隶属南北两排置于太祖牌位以东的原则作为启迪，同时佐证以其他相关中国古代高等级贵族墓地材料，最终为殷墟晚商王陵西区大墓的穴位排列规则提供一种暂且合理的解释。

　　一、殷墟西北岗王陵区部分大墓墓主归属推测

　　(一)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小乙

　　目前学术界关于殷墟晚商王陵的基本认识，仍然以杨锡璋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①。杨先生的论断中，有三点比较关键：一、1001号大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殷王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二、殷墟西北岗大墓没有一个是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三、只有带四墓道的殷墟西北岗大墓才是王陵，少于四墓道的墓是低于王的等级的人使用的。杨先生文章发表多年以后，郑振香先生撰文对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发表看法②。郑先生经过仔细分析、比对1001号大幕相关出土遗物后，认为1001号大墓的时代与王陵东区的59武官M1最接近，而59武官M1是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墓葬③。所以郑先生认为1001号大墓应属于第一期晚段，而不是第二期墓，其年代约相对于武丁早期，墓主应是早于武丁的一位殷王。郑先生还认为1978年清理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④，从其出土白陶假腹豆等物观察，时代应早于1001号大墓，其墓主大概是盘庚迁殷后不久死去的一位殷王或王室成员。

　　郑振香先生认为1001号大墓时代属于殷墟文化一期的结论迄未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似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她对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时代及墓主的看法很值得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王陵西区1001号大墓时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且在三座二期四墓道大墓(1001、1550、1400)中最早，而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去世的殷王先后只有武丁、祖庚与祖甲三位，故多数学者倾向于1001号大墓可能是殷王武丁之墓⑤。而时代比1001号大墓(武丁墓)早，且礼仪地位又较为高崇的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较有可能是盘庚迁殷后第一个直系先王——武丁生父小乙之墓。认为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有可能是小乙之墓，需要克服它坑穴规模较小的困难。

　　关于坑穴规模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从时代发展演变的角度去思考解答。虽然1001号大墓以降，殷墟不仅有八座带四条墓道的顶级大墓，而且还有不少带一或两条墓道的次级大墓，甚至一些普通高级贵族的墓葬虽然没有墓道，规模也比较大，但这并不表明殷墟为都伊始就有带四条墓道大墓、且贵族墓葬坑穴规模就普遍很大。因为盘庚迁殷之初应该沿用的还是先前二里岗时期的旧制，四墓道大墓的出现以及贵族墓葬坑穴规模的普遍扩大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殷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纳四墓道大墓的葬制。这个问题，曹定云先生早年曾经讨论过⑥。他认为不能推断武丁以前之王陵也是四个墓道的大墓，殷墟早期王室成员的埋葬制度可能在不断变化，直到武丁晚年才最后确定形成的。曹先生的论断有不少合理成分。

　　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M2的时代可能早于盘庚迁殷，但已比较接近，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有商代前期贵族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出土四套青铜觚爵、通高55厘米的青铜锥足鼎以及中国先秦时期最长、通高41.4厘米的大型青铜钺等物⑦，礼仪等级比当时的王都郑州商城发现的等级最高、出土两套觚爵的墓葬自家庄M3⑧明显要离。李家嘴M2随葬品仅比当时的王都郑州商城内城近旁窖藏坑所出早商商王所有的青铜大方鼎等器物⑨等级低。但李家嘴M2开口面积仅有12平方米，且没有墓道⑩。建国前在小屯宫殿宗庙区丙区建筑基址群北部的丙五与丙六之间发现的YM331(11)，约下葬于武丁继位前后，虽然只出土三套觚爵，但它沿用的是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旧式礼制，随葬罕见的青铜方爵两件及白陶礼器等，实际上等级地位很高，然该墓开口面积只有6.665平方米，亦没有墓道。前引王陵东区59武官M1，亦约下葬于武丁继位前后，出土二套觚爵，但也沿用的是二里岗式旧礼制，有4个人牲头骨，是西北岗王陵东区最早下葬的墓葬，等级地位亦很高，但开口面积只有7.5平方米，没有墓道。由此可见在盘庚迁殷前后，很多等级很高的商文化贵族墓穴均没有墓道，开口面积也多在10平方米以下，极少数可达十几平方米。而1978年在西北岗王陵西区清理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12)，开口面积达40平方米以上，南面还带有一条长在7米以上、宽3米多的墓道，如果以二里岗上层以来的旧制衡量，该墓坑穴规模已经算很高的级别。而且该墓出土非常多的白陶礼器碎片，这一点其他任何一座殷墟王陵区大墓都远逊于它(13)。所以郑振香先生以为它可能是盘庚迁殷不久去世的一位殷王或重要王室成员墓葬是有道理的，进一步延展推测它可能是盘庚迁殷之后第一位直系先王——武丁生父小乙之墓，也不是十分突兀。

　　(二)武官村大墓墓主可能为小王孝己

　　梁思永先生等当初是为考古记录的方便将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划分为东、西两区。但从几十年的实际考古调查与发掘结果看，王陵东、西两区的区别不仅是殷人当初有意的规划，而且两区差异确实比较巨大。王陵西区内除去少量祭祀坑与陪葬坑外，只有殷王陵墓，是很纯粹的王陵区，等级最高。王陵东区内有四墓道、二墓道及单条墓道大墓，也有M259、59武官M1这样的元墓道墓，埋葬人员显然不纯粹，而且还有大批独立存在、显然不附属于王陵东区墓葬、且有些“喧宾夺主”之嫌的祭祀坑，故王陵东区等级明显低于王陵西区，虽然它已是整个殷墟除去王陵西区以外等级最高的墓地。王陵东区内的带墓道大墓也是历史上反复多次惨遭盗掘，盗余之物很少，因此学术界对于东区内诸墓墓主的判断也是分歧较大。1988年曹定云先生撰文认为东区武官大墓墓主应为武丁法定配偶之一的妣癸(14)。宋镇豪先生则认为武官大墓墓主为祖庚之配母己或母癸(15)。王陵东区内墓葬的排列似乎应是从早至晚、从东向西布置，例如约在武丁即位前后下葬的59武官M1处在东区最东南的方位，属于东区最早的墓葬。其他几座大墓，如武官大墓出土物就显示出早于其西1400大墓与其西南M260(司母戊大方鼎墓)的迹象。武官大墓位置在东区很靠东，因此是东区最早的大墓，这基本上是学术界很多人的看法。武官大墓是整个殷墟规模最大的带两条墓道大墓，其墓主等级地位应该仅次于拥有四墓道大墓的晚商殷王。东周秦汉间文献言及夏商周时期等级最高的三类贵族，累见“王、后、世子”的先后排列，似乎以为最高等级者为夏王、商王与周王，其次为其各自的后，再次才是立为储君的太子。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王与后同庖”一体，故紧接连言，并不表明后之礼仪等级地位一定就高于立为储君的太子。两周之际的三门峡虢国墓地有明确的太子墓(16)，其祔葬车马坑与随葬青铜鼎簋等近于同墓地虢国国君，而明显优于同墓地国君夫人所属，并且有虢国国君夫人不能随葬的青铜礼乐器，丧葬礼仪地位显然高于国君夫人。武丁太子孝己在甲骨文中有“祖己”、“父己”、“兄己”、“小王孝己”等称谓，等级地位很高，殷末周祭祀谱中也有他的祀位。孝己由于先武丁而死，所以没能真正即位为王，他应死于武丁在位时期，此与学术界一般认定的武官大墓所处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偏早阶段也基本相当。因此，考虑到武官大墓很高的丧葬等级，它有可能是孝己之墓，而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某位王配之墓。实际上亲历武官大墓考古发掘的郭宝钧先生，在发掘报告中也认为墓内殉葬人“一边有侍从，一边有姬妾”(17)，似乎其第一感觉，武官大墓墓主或为男性。

　　(三)王陵东区1400号大墓墓主可能为祖庚，144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武丁法定配偶妣癸，司母戊大方鼎墓(M260)墓主可能为武丁法定配偶妣戊

　　多数学者推定王陵西区1001号大墓有可能是武丁之墓，则西墓道打破1001号大墓南墓道、因而晚于1001号大墓的二期王陵1550号大墓墓主仅余祖庚与祖甲两种可能。两相比较，1550号大墓墓主为祖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每一位商王丧事的最终实际完成都应该是在继任商王的主持下进行的。祖甲继其兄祖庚为王之后，无论是从维护晚商王室不断加强王权、努力纯洁父死子继王位传承制度大势出发，还是从确立与稳固自己直系先王身份等级的角度，都可能将其兄祖庚葬在等级较王陵西区低一等的王陵东区，而不太可能将其兄祖庚葬在等级最高的王陵西区内。如此，则王陵东区1400号大墓有可能是晚商倒数第二个旁系先王祖庚之墓。在卜辞祭礼中，旁系的礼遇明显低于有子继位为王的直系。据卜辞材料，旁系先王也没有独立的宗庙(18)。推测丧葬规格也应低于直系先王，因为旁系殷王的丧事一般是在兄弟或非亲生子主持下最终完成，“待遇”很有可能要低于亲生子主持下的丧葬。

　　殷墟王陵东区1443号大墓南墓道被1400西墓道打破，二墓南北纵列。殷墟墓葬夫妻关系多东西并列(并列规则为男右女左，即若夫妻皆头北葬，则男西女东)，父子等不同辈关系则南北纵列(一般是长辈在北，子女辈在南)，故不排除殷墟王陵东区1443、1400二座大墓墓主为母子关系的可能。夫妻东西并列、父母与子女间南北纵列的墓穴布局原则在西汉早期仍被遵循，如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墓主为轪侯利苍)与一号墓(墓主为利苍夫人辛追)东西并列，但利苍夫妻之子墓(三号墓)则置于辛追墓(一号墓)之南，虽然辛追可能比其子还要晚去世几年(19)，但其墓仍置于其子墓之北。1443大墓出土刻有“妻”字铭的骨管，或暗示墓主是女性。晚商乙辛周祭卜辞显示殷王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入祀谱，分别是妣辛、妣癸与妣戊。妇好墓的发现可以基本确定武丁法定配偶中的妣辛是妇好，葬于小屯宫殿宗庙区西南墓区内的妇好墓；司母戊鼎方鼎墓(王陵东区M260)的发掘基本确立该墓墓主为武丁另一法定配偶妣戊。剩下最后一个法定配偶妣癸，前引学者或以为是武官大墓墓主，但武官大墓墓主如上论有可能是小王孝己。如此，则妣癸或是1443号大墓的墓主。如果1400号大墓果属祖庚，则妣癸可能是祖庚的生母，故二人墓穴在空间上纵列在一起。祖庚墓穴(1400号大墓)打破妣癸墓穴(1443号大墓)，说明祖庚后其母而死，不排除妣癸恰死于祖庚为王之时。

　　在乙辛周祭祀谱中，河亶甲的配偶未被列入，因此，河亶甲应是一位旁系先王。旁系先王不可能是直系先王之父，故《史记·殷本纪》云直系先王祖乙为河亶甲子的说法应该是错误的。《汉书·古今人表》云祖乙为河亶甲弟，可能是史实。王国维先生曾从《汉书》之说(20)。陈梦家先生早年亦推测祖乙与河亶甲可能为兄弟，同为中丁之子(21)。许进雄、张光直二先生亦持此说(22)。周祭除遍祀所有商王而外，尚享祭直系先王的部分配偶。大多数直系先王只有一个配偶入享，有两或三位配偶入祭者仅三见：中丁(妣己、妣癸)、祖乙(妣己、妣庚)、武丁(妣辛、妣癸、妣戊)。这三位有二或三个配偶入享于周祭祀典的先王均有二子以上入于周祭祀谱，即均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继位为王或曾被立为太子。依前述，河亶甲乃祖乙之兄，二人同为中丁之子；祖乙有祖辛、羌甲二子先后继位为王；武丁有祖庚、祖甲二子即位，另有太子祖己列于周祭祀典。许进雄先生经过考察后发现周祭祀谱中王配妣的数目一定不大于其曾立太子和即位的儿子的数目，因此他怀疑殷代先妣之所以入祀，是在其有子为王或被立为太子的缘故(23)。曾有学者怀疑许进雄先生的论点，认为入祀周祭的先妣是曾被立为正后者，而不论其是否有子继位为王(24)。另有学者举中丁有妣己、妣癸二后入周祭祀典却只有祖乙一子继位，祖辛有妣甲、妣庚二配受特祭却仅得祖丁一子为王，以及《史记·殷本纪》“帝乙有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等三证。推论商代各王有立法定配偶之制(25)。这个观点似较片面。由于河亶甲可能为祖乙兄，则所谓中丁有二后入典却只有一子为王之论或许已不能成立；据陈梦家(26)、常玉芝(27)等先生排定的周祭祀谱，祖辛奭妣庚并未列入乙辛周祭祀典，祖辛仅妣甲一配入祀；至于微子启与帝辛之事，则为发生在殷末之世，此时殷王室可能确已有立正后之事，自无需辩。综合来看，许进雄先生的结论比较正确。因为若河亶甲果为祖乙之兄，则许先生的论点可用于全部见于周祭祀典的先妣事例。而具体到武丁，其有三配入周祭祀谱，又恰有一子祖已为太子与二子祖庚和祖甲先后为王，有可能是入周祭祀谱三配与入周祭三子一一对应。曹定云先生曾认为孝己是妇好之子(28)，较有道理。妇好(妣辛)、妣癸、妣戊三人同为武丁的法定配偶，但妇好墓不仅不在王陵区，而且墓穴规模很小、且没有墓道，其他丧葬礼遇也比司母戊鼎方鼎墓及1443号大墓等王陵区大墓低很多。仅用武丁时期礼制初创、制度不定，无法圆满解释，因为丧葬礼遇差别太大。或许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妇好之子孝己虽然曾被立为王储，但并未真正继位为王。如果妣癸确为祖庚之母，则妣戊应为祖甲生母。妣癸与妣戊之子均曾真正继位为王，故最终丧葬等级远高于妣辛(妇好)。而且妣癸有可能恰死于其子祖庚正为王之时，妣戊也有可能恰死子其子祖甲正为王之时，故二人均得到很高的丧葬礼遇。据常玉芝先生周祭祀谱(29)，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中，妣辛(妇好)最先去世，其次是妣癸，最后是妣戊。孝己肯定早于其父武丁而死，至于他与生母妇好二人的死亡先后顺序则不太容易判断。杨升南先生以为殷墟花东H3卜辞的“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他可能在其母妇好死后不久去世(30)。如果妇好死时，其子孝己尚存，她也只是一个王储的母亲，并不是真正商王的母亲，因此丧葬规格不会太高；如果妇好死时，其子王储孝己已死，丧葬规格可能会更低。妇好虽然是甲骨文中很显赫的人物，而且因为某种原因还成为很少几个有自己独立庙室(“母辛宗”)的殷人先妣之一(31)，但没有儿子真正继位为王这个最致命缺陷，让她最终的丧葬礼遇大打折扣，而丧葬规格其实才是一个商代贵族最核心的身份等级标志。唐杜佑《通典》卷五十《禘祫下》引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可见葬礼最能确切反映被埋葬贵族的真实身份。当然，正因为如此，唐宋明诸朝君主出现多例高规格改葬先祖之例(明世宗改葬其父兴献王陵为帝陵规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用以掩盖自己非帝亲子等方面的弱点，借以提升、巩固自身的礼仪地位。

　　(四)王陵东区1129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廪辛

　　前述祖庚作为晚商倒数第二个旁系先王，虽然见于乙辛周祭祀谱，但在晚商不断加强建设父死子继直线传承制度的努力中，其陵墓有可能被排挤出等级最高的王陵西区，而安置在王陵东区。而作为晚商最后一个旁系先王的廪辛，则根本不见于周祭祀谱。故部分学者因此怀疑廪辛一王的存在(32)。然《史记·殷本纪》中有廪辛一王，《屯南》2281与《甲骨文缀合新编》588等武乙卜辞均有“父辛”称谓，三期甲骨《合集》27622、27633中又有兄辛的称谓。尤其是粹341云：“辛亥卜，其又岁于三祖辛”，郭沫若先生考证云：“准‘四祖丁’为祖丁之例，此‘三祖辛’当是廪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33)殷人虽然对其死去的未及王位的男性亲属及其配亦进行祭祀，但一般均止于诸父、诸兄与其配，未及王位的祖辈及以上者鲜见有被祭者。粹341片的字体特征约属三、四期，可以晚至文丁之时，该片很有可能是文丁对廪辛的祭祀之辞。因此，仅据不列入周祭一条证据尚难否定晚商廪辛一王的存在。对于廪辛问题的处理，裘锡圭先生的说法较为合理，其云：“(晚商无廪辛一王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从廪辛被排挤出周祭这件事来看，康丁的后人显然是不承认他的正常地位的”(34)。常玉芝先生亦推测“中壬、沃丁、廪辛，或者不曾即位为王，或者虽曾即位为王，但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摒弃于周祭之外了”(35)。虽然晚商有廪辛一王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但如果完全忽视他被排除于乙辛周祭祀谱之外的事实，也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作为有商一代最后一个旁系先王，廪辛所遭遇的“降格礼遇”正是整个晚商时期嫡庶观念逐渐加深、王权不断加强与王位传承制度的日益稳固及成熟的必然结果。在诸种礼仪场合排挤作为旁系的廪辛，正是努力“纯洁”父死子继制度的表现。故如果倒数第二个旁系殷王祖庚葬所被排挤至王陵东区，则最后一个旁系殷王廪辛葬所也只能在王陵东区寻找。

　　如前所述，殷墟王陵东区诸墓的排列原则类于王陵西区，即王陵东、西二区皆为自早至晚、自东至西依次下葬诸墓墓主。如此，则东区位置最靠西的M1129号大墓有可能是东区最晚下葬的墓穴。东区大墓时代多为二期，但最晚的M1129则有可能已进入殷墟文化第三期之初。而殷王廪辛恰是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之初去世埋葬的，故殷王廪辛是王陵东区M1129号大墓可能的墓主。王陵东区M1129只有二条墓道，规格显然低于其他所有商王墓葬，但此点与殷王廪辛反映于甲骨文中的较低地位恰相互印证。

　　(五)1217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帝乙

　　前引杨锡璋先生文(36)推论王陵西区1004、1002、1500、1217四座大墓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三期，按照王陵西区大墓自早至晚、自东向西、先北后南的排列顺序，处于最西墓组南部的1217号大墓应为上述四座大墓中最晚下葬者。再结合墓中所出陶器等物的时代特征，1217号大墓时代有可能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之早段。故不排除1217号大墓的墓主为殷王帝乙的可能。

　　1217号大墓东墓道打破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道南端，我们以为是有意而为，可能表明1217号大墓墓主与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就是二位墓主同昭穆，而殷王小乙与帝乙恰同昭穆。卜辞殷王甲乙日名的产生，自古以来有生日、死日、葬日与卜选诸说。其中李学勤先生的死后卜选说(37)较为合理。略微观察一下自祖丁以降的晚商殷王日名，即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祖丁日名为丁，其孙武丁日名复为丁，武丁孙康丁日名再为丁，康丁孙文丁日名仍为丁；小乙日名为乙，其孙辈祖己、祖庚与祖甲三人日名均不为乙，但祖己、祖庚与祖甲三人的孙辈武乙日名为乙，武乙孙帝乙日名复为乙。依古礼昭穆之说，祖孙同昭穆，晚商殷王日名祖孙基本相同之情形或暗示晚商昭穆制度的存在。

　　王陵西区南北纵列的两座大墓墓道之间一般只有一处打破关系，显示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但1004号大墓1001号大墓之间则有两处打破关系，即1004号大墓东墓道打破1001号大墓北墓道，其南墓道又打破1001号大墓西墓道。显示出1004号大墓与1001号大墓之间比较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可能就是同昭穆。前论同昭穆的1217号大墓与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之间只有一处打破关系，是因为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只有一条墓道，无法形成两处打破关系。

　　(六)100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帝辛

　　若1217号大墓墓主果为帝乙，则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时代晚于1217号大墓的1003号大墓的墓主就颇值得探讨。

　　《史记·周本纪》云周武王伐纣，在商纣自焚而死后，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逸周书·世俘解》复言周人将其头颅带回周都，在周庙行献俘礼。所以有学者怀疑商纣帝辛是否得到正常埋葬，如前引杨锡璋先生即推测1003号大墓南边的无墓道大方坑本为商纣葬所，因他自杀且被斩头，故未被正常埋葬(38)。但《史记·殷本纪》与《周本纪》皆云武王伐纣之后，并没有对商人进行大规模杀戮或压制，而是采取一系列怀柔的政策与措施，并封纣子武庚以续殷祀。作为罪魁祸首的商王帝辛，虽然饱受周人谴责，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可能准许以一定档次的丧礼对商纣进行埋葬。殷墟不少遗存的绝对年代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殷墟真正成为废墟可能是在武庚叛乱被平定以后(39)。这个情况也可证明武王伐纣之后、武庚叛乱之前，殷墟的政治军事形势还是相对平和的。

　　《周礼·春官·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从许多当代考古学实例来看，此论不确。考古学材料表明的是：包括“死于兵者”在内的凶死者，是“入兆域”或族墓地的，只不过葬穴在墓地内的具体位置和丧葬方式与正常死亡者(或曰“薨于路寝”者)不太一样。顾炎武《日知录·卷五》亦云：“得罪而见杀者，亦未尝不入兆域也。”

　　北赵晋侯墓地M112在M114、M113组之西，M91、M92组之东，东面附属埋4车8马的车马坑1座，占据一组晋侯及夫人墓应有的位置(40)，但其墓室规模过小，且不设墓道，随葬青铜礼器偏少，又不应是某代晋侯，故有些学者推测其墓主可能是一位未及即位就已死的太子(41)，可从。

　　北赵晋侯墓地的M91、M92墓列被推测为靖侯宜臼及其夫人的墓(42)，该墓列有三个特点：1.墓主人头皆向南；2.随葬车马器少且无附葬车马坑；3.除前述太子墓M112及时代最早的“始祖”墓列M114、113墓组外，无其他墓组与之同排。墓主头南向，与墓地内其他墓墓主人皆头北相反。这种现象在原始文化的墓地中被有些学者称为非正常埋葬之逆向墓(43)。这种逆向墓往往埋葬在墓区的边缘部位，但也有少数情况下是在墓区中心。它们一般没有随葬品或随葬品很少，葬式一般也比较特殊。北赵晋侯墓地M91、M92墓组比较符合这些情形。《史记·晋世家》云：“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而《周本纪·集解》引韦昭云：“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日永安”。则厉王所奔正为晋地。考虑到当时国人暴动，威逼甚紧之形势。晋靖侯极有可能罹“国人之乱”。故为凶死(44)。因而以特葬之礼埋葬于墓地中心西部。未及位而死亡的太子也属于比较特殊的死亡者，故其墓M112建置于M91、M92墓列东边，并与之同排(45)。以墓主人本身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式计，北赵晋侯墓地M114、M113与M9、M13这两组最早的墓列，夫妻间墓位的安排是夫右(西)妻左(东)；M6、M7墓组及其以后墓组，除M91、M92墓列外，也以墓主人本身葬式计，则夫妻间墓位的排列则是夫左(东)妻右(西)。M91、M92墓主夫妇皆为头南足北仰身直肢葬式，虽然也是M91(夫墓)在东、M92(妻墓)在西，但其实其相对墓位排列规则则是夫右妻左，与最早的M114、M113与M9、M13两组一致，而与后期诸墓组相反。葬早逝的太子于位处北赵晋侯墓地中心的M112，则可能是为体现对他的特别关心，可视作新石器时代某些墓地葬早夭者于墓地中心葬俗的孑遗。

　　北赵晋侯墓地M93的墓主则有争议。或认为墓主是晋文侯。《史记·晋世家》云：“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46)由于出土有“晋叔家父”方壶两件，李学勤先生以为北赵晋侯墓地M93应为在位仅四年且被袭杀的晋殇叔的墓穴(47)。有学者从之(48)。黄锡全与冯时二位先生也同意北赵晋侯墓地铜器铭文中“晋叔家父”为文献记载中的晋“殇叔”的论点(49)。这个意见值得重视。现由于羊舌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50)，M93殇叔墓说似乎更合理些。相反，如果认为M93墓主为晋文侯，则无法克服M93墓中来出任何可以与晋文侯相联系的文字材料这一困难。而北赵晋侯墓地其他晋侯墓中皆出带有本人名谥的墓主自作青铜礼器。实际上，M93西旁夫人墓M102没有墓道、丧葬规格较低以及M93、M102墓组在北赵晋侯墓地最晚、却“加塞”埋葬于较不协调的北排最西端等情况，已经能反映出M93、M10Z墓组是一组不正常的特葬墓列。而根据文献记载，晋文侯是“寿终正寝”式的正常死亡，不应该被非正常埋葬。

　　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1923年的李家楼大墓(51)的位置确实有些偏。郑国公室主体陵墓区应在东城西南部的后端湾陵区(52)，而1923年李家楼大墓显然在其西北面。联系到《周礼·春官·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论，李家楼大墓墓主有可能为凶死而被埋葬于墓区之边缘。前引学者已论原始墓地的逆向墓多掘于墓地边缘地带。依据李家楼器群的时代特征及对“王子婴次炉”的考证，李家楼大墓墓主只能是卒于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前566年的郑僖公(53)。成公正常死亡，而其子僖公被其相子驷毒死，为凶死。这样看来，李家楼大墓墓主最有可能是郑僖公。

　　此类事例亦见于文献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崔氏侧(其弑的)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要，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杜注曰：“侧，瘗埋之，不殡于庙。”“士孙，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丧车之饰，诸侯六翣。跸，止行为。”“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可见凶死的齐庄会不仅被降损礼以葬且被埋于特殊的穴位，不过仍在廓城内的姜齐兆域中。再如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鲁季孙欲沟绝“内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齐、晋”且未薨于路寝的昭公的兆域，不使与先君同。虽经荣驾鹅之劝告，仍将昭公葬于墓道之南。后来孔子为司寇时方沟合之。

　　综上，虽然殷末王帝辛自杀且被斩头，但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被弃尸街头，考虑到灭商之初，周人竭力笼络商人的大势，末王帝辛有可能被以一定档次的仪节下葬，并让其子武庚主持葬礼。帝辛的葬穴最有可能是最晚的四墓道大墓1003号大墓。帝辛凶死乃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他的葬穴时代最晚，却“加塞”于1500与1004号大墓之间，恰与新石器时代以降，非正常死亡者葬穴位置多较为特殊相符合。亦有类于前揭北赵晋侯墓地非正常“加塞”埋葬的被袭杀的晋殇叔墓例——M93。

　　如果100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商末王帝辛，则其南的无墓道大方坑有可能是为帝辛之子武庚预备，其反叛被杀，彻底无缘被埋葬，四面墓道自然也均未来得及挖建。

　　果如上述，则殷墟王陵西区内没有商王室最后两个旁系先王祖庚与廪辛之墓。其内九位墓主，从早至晚，有这样一种可能：小乙(可能为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武丁(可能为1001号大墓墓主)→祖甲(可能为1550号大墓墓主)→康丁(可能为1004号大墓墓主)→武乙(可能为1002号大墓墓主)→文丁(可能为1500号大墓墓主)→帝乙(可能为1217号大墓墓主)→帝辛(可能为1003号大墓墓主)→武庚(可能拟葬于无墓道大方坑)。这样王陵西区埋葬的八位墓主均为晚商直系先王，显示出晚商加强建设父死子继直线传承制度的努力。王陵东区内葬有小王孝己、殷王祖庚与廪辛、武丁法定配偶妣癸与妣戊等，有一定的排列规则，但显然没有西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