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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2020年04月21日 09:32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伏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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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关键词:刘知幾;《史通》 外篇 札记 撰述方式

  作者简介:伏煦,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史通》外篇给人最深的印象,在于体制上以札记为主,内容上多与内篇有所关联。《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史通〉提要》的意见,应该是较早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文或与内篇重出,又或抵牾。观开卷《六家》篇,首称‘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备矣。’是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故删除有所未尽也。”

  许多晚近的《史通》研究者或多或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正,并提出《史通》外篇是刘知幾读书札记的说法。如吕思勉先生《史通评》论外篇《杂说》三篇:“杂说三篇,议论皆已见他篇中。此盖其初时札记之稿,正论成后,仍未删除;或刘氏已删之,而后人缀拾存之也。”傅振伦先生《刘知幾年谱》亦继承了《提要》的意见:“知幾读书,深得札记之效。……《史通》外篇,本皆知幾之读书札记。札记既成,始撷其精华,以成内篇。内外诸篇多重复之文,是其征也。”然而诸家的讨论缺乏必要的举例与论证,且对《史通》体例有一定的误解。窃以为,刘知幾将《史通》区分内外篇,表面上继承了前代子书如《庄子》《淮南子》和《抱朴子》的做法,实际上,外篇有其独特的学术渊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内篇所无法容纳的内容,完全是一个自足的、独立于内篇的体系。本文将从《史通》外篇的撰述方式入手,以理论体系与学术渊源为视角,来探讨《史通》外篇成立的原因,并由此揭橥其表达机制的重要价值。

  一、外篇《杂说》“重出”、“抵牾”之说释

  重新探讨《史通》外篇成立的理由及其价值,首先不能回避的便是其“杂评古人得失”中有不少所谓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总体而言,“重出”无非引事和论断两方面,“事”或者“理”有相同之处;“抵牾”则是矛盾之处,而前者远多于后者。

  就“重出”的情况而言,引事的重复在《杂说》三篇中并不鲜见,比如:

  《杂说上》: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烦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杂说》此两则,其一论《汉书》因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同样取材于自叙的《司马迁传》和《扬雄传》有所不同,班固未在篇末指出其为自叙;其二则指出《汉书·东方朔传》与司马相如等传类似,亦为自传,而班固未尝言明。《史》《汉》录司马相如等人自传之事,又见于内篇《序传》的相关内容: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家。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杂说上》与《序传》确有“重出”之处:前者的重点在于《汉书》的司马相如和东方朔本传以其自叙为基础,班固却未能指出,并缺乏一般史书列传叙及传主去世与子孙后嗣生平的特点;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上梳理自叙或自传的文体源流,总结“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的特点,以此为标准来讨论《史记》《汉书》诸篇自叙。从这个角度看,《杂说》两则较为直观具体的杂论,在内篇《序传》的相应部分则梳理了自叙的源流和体制特点,“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或许正是由此而来的吧。

  类似的例子亦见于《杂说》论“诸晋史”的部分:

  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案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说。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谠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

  此条述“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事,亦见于《采撰》篇“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书事》篇亦批评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多次提及此例,可见刘氏态度。今检《风俗通义·正失》篇,应劭述叶令王乔“飞凫入朝”等神异之事,并辨正流俗以为百姓为之立叶君祠之事,实乃为春秋楚国叶公所立。刘知幾批评干宝《搜神记》与范晔《后汉书·方术传》,依然延续“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之说,未能采纳应劭的辨正。《采撰》篇或许限于骈偶的体制,不宜将“王乔凫履”事加以详述,因为加之以叶君祠的部分,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打破与“左慈羊鸣”一事的平衡。但是不妨将《采撰》篇视作一个重新组织并撰写的过程,毕竟同时列举的其他例子有所不同,“王乔凫履”事本身的表述也相当精简。

  《杂说中》亦有一则对唐修《晋书》批评,亦与内篇《书事》有着事例上的重复:“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沉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书事》篇同样批评“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两者针对的是《晋书》等多采小说异闻的做法,录一代名士行止,而非关乎治道,但《书事》的举例仅采刘伶与毕卓其一,两人本传在《晋书》中同属一卷,此卷为阮籍、嵇康等正始名士和谢鲲等中朝名士的合传,两者皆采用有所重复,故与王思等不同类型性格的事例同列,可见其论述更加精心,这种过程不仅是撷取外篇精华,更是一种重新撰述的过程,内外篇的事例及其相关分析在文字上的重合度都是极为有限的。

  另外,刘知幾批评沈约“好诬先代”,氏撰《晋书》称元帝为牛金之子,此说为魏收采入《魏书》,亦两见于《采撰》与《杂说中》;刘氏赞赏王劭《齐志》记当时鄙言,与其他北朝史家不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亦见于《言语》篇,《杂说下》论诸史之第三条,亦从用典的角度立论,再次涉及,此不赘述。

  通过比较内外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内篇往往增加了相关的事例,有条理地梳理了相关的史学史序列,大大拓展了信息量而又以骈偶的形式精简了文字。若以此解释《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出的“文或与内篇重出”,“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或许不为无当吧。

  “重出”不仅体现在内外篇因体制不同而详略有别,亦可能是“同理异事”,如《杂说上》论诸汉史首条:

  《汉书·孝成帝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衣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矣。

  《汉书·孝成帝纪》和《五行志》对成帝本人言行及评价的矛盾,或可从“互见法”的角度理解,在刘知幾看来,却有损于“实录”的根本原则,这种同书不同篇章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矛盾的现象,刘氏在《浮词》篇中有详论:“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汉书》之评论成帝,同样有庄严和轻薄的两说,《浮词》中以自注的方式详述“三说各异”和“二理不同”,避免原始文本直接引用破坏了骈文专题论文的平衡;《杂说上》的例子在与之相通,以札记的形式概述原文关键之处,使得读者对史书中这种“隔卷相异”的现象有更加直观的理解,与《浮词》篇合而观之,可以视作外篇对内篇的一种有力补充。

  类似这种“同理异事”的现象,在《史通》内外篇中并不鲜见,虽然外篇《杂说》的诸条札记与内篇不相连属,但互相发明之意确实存在:《杂说上》论《史记》“兼书其事”的弊病,以《扁鹊仓公传》为例,既书其事迹,又记其言语,这与内篇《叙事》批评的“兼而毕书”有“重出”之处,《杂说上》的例证,是以札记的形式为《叙事》的自注又增一事例;《杂说中》论《魏书》“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的记载,实与“江左皇族,水乡庶姓,……一诣桑干,皆成禁脔”的历史事实相悖,刘知幾意在解构北朝的自我华夏化,揭露北朝史臣在史书中加以粉饰之笔,如《曲笔》篇所言:“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杂说中》为其添一例证;《杂说下》论诸史之札记,涉及南北朝禅书之虚设,“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敕。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此则为《载文》篇所谓“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不仅《宣德皇后令》等文书的内容不符合政权交替的史实本身,并且撰述行为本身亦是伪托。

  以上的分析并非解释《史通》外篇为何“重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四库全书总目》以下诸家何以认为外篇“重出”。此外,纵观《杂说》三篇乃至整个外篇,与《史通》所谓“抵牾”之处,若不论细节上的疏忽,则大致有论《汉书》之二则: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径存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其后论及《汉书·古今人表》,故以《史记》诸表发端,然内篇《表历》批评《史记》诸表“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句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易,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则是从表与本纪、世家、列传诸体记事有重复,编次于本纪与世家之间,读者往往视而不见。但《杂说上》所指出表在较短的篇幅内以极简的方式罗列数代、诸国之事,使读者便于观览,亦是纪传本身无可取代的优长之处,《表历》篇仅仅在与《汉书》《东观汉记》的对比中稍有提及,肯定了《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作用:“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也?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从刘氏的行文来看,《表历》篇尽管承认了《史记》春秋战国二表的作用,但“或可存焉”与“一时尽见”的措辞与《杂说上》的赞扬之语,在感情色彩上差别较大,故而将其视为与内篇有所抵牾之例。此外,《杂说上》对晋人张辅论班马优劣亦有引述,与内篇《烦省》持论有所不同:

  《烦省》: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杂说上》: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烦省》篇开头所引“远略近详”,即《荀子·非相》篇所谓“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之说,由此可知张辅以《史记》《汉书》详略论其优劣,有其偏颇之处;而在《烦省》篇中,刘知幾并未详细辨正此说,继而论史料如何增多而造成“近史芜累”。《杂说上》乃详细论述《史记》所谓“三千年事”,春秋以上简略,战国以后有可观之处,而汉兴七十年才堪称详备,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和班固面对各自的“近代史”之时,皆不可能以“远略”目之,详尽记述是必然选择,《烦省》未及说明,似认同张辅之论,作为“史书逾后则逾烦”之论据。

  许冠三先生倾向以外篇为刘知幾早期之作这一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杂说》中《宋略》一条之议论,亦表明该篇为早年之笔,……《宋略》条云,为明曹操之恶,陈琳为袁绍所撰至讨曹檄文,宜具录于青史。其说非但与多半成于中期之《载文》、《曲笔》有所抵牾,甚至与信为初入史馆所成之《疑古》篇异趣。”从写作时间来解释这种现象,将其视作作者自身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有所深入,同时早期相对不成熟的观点依旧保留下来,或许是对此类问题的通解,但并不能成为《史通》外篇成立的理由。

  从《史通》的成书过程看,内外篇的“重出”甚至“抵牾”,是作者刘知幾在撰述的过程中,对史料不同的利用和解读,以及例证安排所带来的结果。根据《史通原序》,其书始作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编次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全书确定作于景龙四年之后的文字,仅有《忤时》篇篇末所记萧至忠伏诛之时,发生于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史通》在编次后没有再进行全书的统一和修订,程千帆先生指出,“盖诸篇之成,艾历年载,先后所见,不无异同,而勒成一书,或乏整齐划一之功也。”以数年之力撰成一部长达四十九篇的著作,厘为二十卷,若成书后不加以修订的话,以唐初的书写条件,很难做到没有任何重复或矛盾之处,刘知幾在八年间及其后若干年中,有可能数次阅读并翻检《史通》所论及的“古今正史”及“杂述”,有些例证或许不是在同一时间段积累起来的,内外诸篇亦不成于一时。如《齐志》记载当世俗语鄙言之例,刘氏在《史通》多个篇目中反复提及,应当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因为缺少编次后删去“重出”与“抵牾”之处这一过程,我们今天才可能读到《杂说》三篇为代表的札记,并且通过文本的对读,发现在承认《杂说》三篇为早期之作的前提下,后来居上的内篇诸论是另起炉灶之作。一方面,“重出”中引事及结论相类的部分,与“抵牾”之处一样,保留了刘知幾撰写《史通》的思考过程;另一方面,“重出”中“同理异事”的部分,在客观上为内篇相应的理论论述补充了例证,且引述更为详细。将早期以札记形式记录的例证较为完整地纳入内篇并非易事,选择骈文体式,实际上也为札记的连缀、拼接或扩展造成一定的困难。写作过程只能作为“重出”等现象的解释,并未触及外篇成立的本质原因,既然已经注意到“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有着文体体制以至于撰述方式的不同,那么我们便可以从这一角度,对《史通》外篇成立的原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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