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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中的争议观点及其讨论
2018年04月19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杰 字号

内容摘要: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具有高度的学术专业性和理论系统性,对中国史学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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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具有高度的学术专业性和理论系统性,对中国史学有着深远影响。《史通》中的许多观点在后世有诸多争议,历代学者的讨论也很多,这使得《史通》长期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这些学术讨论无形中推动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记人入史的体例标准

  刘知幾认为,《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的做法不妥,因为项羽虽称霸但无帝王之名,并且《项羽本纪》君臣事迹一同记载,是列传的写法,名实不符。这一观点遭到后世很多学者的反对。明代于慎行认为刘知幾是“不睹英雄之梗概”,忽略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故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对刘知幾这一观点作注时,认为“原纪传立名之旨,亦以区分品地耳”,将本纪视为区分等级高低之所,且不需编年系事,甚至批评“知幾得无太泥”,他对本纪的记载要求较刘知幾更为偏颇。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一》(中华书局,1958年)中从通史和断代史的角度分析,提出司马迁列羽入纪,班固列羽入传各有道理,程千帆、张舜徽、张振珮同样认为项羽在当时宰制天下,理应入纪。

  刘知幾同样以名实相符的标准,批评司马迁将陈胜以及西汉诸侯列入世家的做法。明代李维桢对此予以反对,他在《史通评》中提出,“陈胜首事,岂不得比于萧察乎?……编之世家,正为当尔。”(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第30页)认为史例不可过于拘泥,司马迁将陈胜列入世家是合适恰当的。清代学人王鸣盛、钱大昕也认为刘知幾未能理解司马迁原意,章学诚更以刘知幾只知“史法”,不知“史意”来评价其过于拘泥。张舜徽在《史通平议》(《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中引用徐时栋和朱一新的观点,认为史公原意不一定是帝王天子,而是号令天下的人,天下诸侯听命于项羽,自当立纪。台湾学者林时民在《史学批评的批评:〈史通〉中的〈史记〉论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8年)一文中也认为,史公从“王迹所兴”作为考量,比拘泥于正统名教之下的本纪更灵活实际,刘知幾以“史法”自立,并未完全通达。

  史表兴废的不同意见

  刘知幾认为“表历”的形式更适用于谱牒,且制表要求文简义广,难度较大,又极易导致重复,《史记》的表与本纪、世家和列传的内容重复,“成其烦费”。南宋郑樵反对刘知幾这一说法,认为《史记》“功在十表”,清代朱鹤龄认为作表可以使纪传篇幅减少,也可以与纪传“相为出入”,不应舍去。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也认为史表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但刘知幾并未全盘否定史表的意义,在《史通·杂说上》篇中,他认为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史表有其自身价值,如《史记》的《列国年表》和《十六国春秋》的年表便有存在的意义,但统一的时代则无需用表。李维桢和郭孔延对此表示赞同。刘知幾对《汉书》作表的批评是《史通》全书批评笔墨最多的部分,且基本集中于《古今人表》。刘知幾直言,班固不应效仿司马迁的做法,且不知剪裁,超越断代的范围,违背了史例,人物品类排列多有不当之处。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赞同刘知幾的批评,但认为这并不是班固的过失。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否定班固《古今人表》,认为“《汉书》八表惟《古今人表》廓落无当耳,余表不可废也。每怪史家不尽作表,使王公世次阙佚,宰执名姓不彰,岂可以世人之缄而不视,遂谓无用乎?”但也对史表的作用极为肯定。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饱受批评,但章学诚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理由是班固断代为书,断中寓通,在表、志中表现得理当突出,所以往往需要突破汉代的限制,此举应当效仿。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批评者似乎忽视了刘知幾在《表历》篇中的一个细节,“班、《东》二史……列国年表或可存焉”,“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侯分年,一时尽见”。刘知幾书中评论出现类似矛盾的原因,历代学者也多有讨论,主要观点是《史通》内、外篇成文互有先后,刘知幾没有进行总的修改完善,篇与篇之间缺少了一定的呼应;且刘知幾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前后矛盾。

  书、志的取舍

  刘知幾在《书志》篇强调记当代、记变化、记人事,重点批评《汉书》的志,并主张删除《天文志》《艺文志》《五行志》,增补《都邑志》《氏族志》《人形志》《方物志》。这同样是《史通》留给后人的争议问题。

  金代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三)取舍不当辨》,辽海出版社,2006年)中批评了刘知幾只指出《汉书·地理志》内容全录《禹贡》的不当,没有指出司马迁之谬的做法。刘咸炘《汉书知意》(《刘咸炘史学论集·史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则认为班固全录《禹贡》弥补了《史记》的缺漏,是很有价值的。南宋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明武宗正德年间建阳知县区玉刊本,第7册,第13页)中根据《周礼》的记载,强调《艺文志》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艺文志》在保存典籍、考察流传文本的重要意义,反对刘知幾的主张,胡应麟支持章如愚的观点。北宋张唐英同样反对刘知幾设立新志的主张,认为设立新志会成为累赘。李维桢没有单纯评论设志与不设志的对错,而是进一步思考史书应该如何记载的问题。郭孔延同意新设《方物志》,但反对刘知幾因好奇而设立《人形志》的做法。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没有赞同刘知幾的观点,但指明郑樵和马端临是受刘知幾的启发设志,《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通志》也持类似观点。清代学者纪昀认为,古今之天定有变化,反对废《天文志》,且反对设立《氏族志》和《人形志》,称《唐书·宰相世系表》“最为可厌”,设立《人形志》“此条最悖”,因此在《史通削繁》中将刘知幾的相关论述全部删除。张舜徽《史通平议》中也称,刘知幾以人形、方言取代《天文志》和《艺文志》,“虽属戏言,亦太失轻重矣”。

  对《史通》中争议观点讨论的学术价值

  《史通》明确了史之功用,强调了史家的责任,其“史才三长”说对后世历代的史官选拔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对后世史家如欧阳修、郑樵、马端临、胡应麟、顾炎武、章学诚等人的修史实践,以及宋、元、明、清诸正史的编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知幾认真反思当时史家撰述义例不纯,史馆制度弊端丛生,本着“辨其旨归,殚其体统”的宗旨,不仅阐述历史编纂学的内容,作出较为纯粹的史学讨论,而且能将格局追求至“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境界,“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史法之外,更有文化和伦常的高度。

  有关《史通》中诸多争议观点的讨论,是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不论是被视为“伤于苛刻”还是“妄诬圣哲”,都掩盖不了《史通》的巨大影响力。《四库全书总目》将其排在“史评类”第一位,誉其为“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后世梁启超、傅振伦、吕思勉、程千帆、许冠三、张舜徽、张振珮等诸多学者均对《史通》有较高的评价,如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史通》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在当下更值得学术界继续挖掘,努力为建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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