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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注释征引范式的确立与四大名注引书
2017年09月29日 08:55 来源:《浙江学刊》 作者:赵建成 字号

内容摘要:四大名注的产生,除经典注释发展自身的原因外,与南朝以来重视知识、重视典故的学术风气以及四位注者个人的学术追求有关,也离不开时代典籍之富这一必要条件。四大名注指的是学术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四部经典注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唐李善《文选注》。一、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发展与征引范式的确立经典注释的出现,缘于人们阅读与理解经典的需要。史部典籍诸类别,除正史、古史、杂史类典籍皆引十余种,中规中矩外,比较突出的是引用杂传类典籍62家,谱系类16家,这是杂传、谱系类典籍走向繁荣的一个信号,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增强。

关键词:引书;典籍;文选;裴松之;刘孝标;大名;学术;经典注释;李善;论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之一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标志,史注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确立了经典注释的征引范式。这一注释范式影响深远,刘孝标《世说注》、郦道元《水经注》与李善《文选注》皆承其绪,又各有发明,合称四大名注。四大名注皆征引浩繁,然而因其所注原书之性质、内容有异,故对典籍之征引亦各有侧重,从中又可见出时代学术之特色。四大名注的产生,除经典注释发展自身的原因外,与南朝以来重视知识、重视典故的学术风气以及四位注者个人的学术追求有关,也离不开时代典籍之富这一必要条件。

  关 键 词:经典注释 征引范式 四大名注 引书

  作者简介:赵建成,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编号:13&ZD10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史视域下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编号:16BZW04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李善《文选注》经部引书研究”(编号:2016M590307)。

 

  四大名注指的是学术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四部经典注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唐李善《文选注》。这四大名注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大成就,是在注释中广泛采用了征引体式,即征引大量文献进行典籍注释。这样做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所注经典本身,这是其根本价值;二是附加价值,即这些古注中保存的大量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校勘价值,对于已佚文献则有辑佚价值。

  本文的撰写,意在简要勾勒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流变与征引范式的确立,略考四大名注征引四部典籍的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学术史分析。

  一、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发展与征引范式的确立

  经典注释的出现,缘于人们阅读与理解经典的需要。最早也最重要的经典注释是经注,子注、集部典籍注释与史注也随后应时而生。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伴随着学术思潮的转移与学科分野的变迁,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学术思潮的转移方面,汉代儒学一尊,魏晋之后则玄风大畅,佛学日盛。相应地,汉儒注经,最重文字训诂、章句之学与名物典制,旨在发明经典本义;而玄学背景下的经典阐释,更加注重名理之辨析,往往有偏离经典文本的情况,具有明显的玄学色彩。对此,汤一介总结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注释经典的传统……汉朝注释经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地作详细解释,还有用‘纬’证‘经’的方法,形成纬书系统。到魏晋则为一变,玄学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佛教传入以后,对佛经也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有‘音义’、‘音训’等等。”①汤先生的概括很精当,我们可以略举一例进行说明。《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郑玄注云:

  億,谓以意,意有所疑度。必,谓成言未然之事。固,谓已事囙然之。我,谓己言必可用。绝此四者,为其陷于专愚也。②

  梁皇侃《论语义疏》引颜延之注云:

  谓绝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谓圣人心也。凡人有滞,故动静委曲自任用其意,圣人无心,泛若不系舟,溪(应作“豁”)寂同道,故无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谓圣人行化时也。物求则赴应,无所抑必。故互乡进而与之,是也。无所抑必由无意,故能为化无必也。[云无固者]三也。此圣人已应物行化故也。固,谓执守坚固也。圣虽已应物,物若不能得行,则圣亦不追固执之。不反三隅则不复,是也。亦由无意故能无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圣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迹也。圣人晦迹,功遂身退,恒不自异,故无我也。亦由无意故能无我也。③很显然,郑玄注旨在字、词、句、章之解释,而颜延之虽依《论语》本文,但长篇大论,颇以老庄玄学之思想、概念疏解之,玄学色彩浓厚。

  学科分野的变迁,主要是指经学、史学之分离。汉代自武帝之后,经学开始在思想、学术上占据支配地位,史学则是经学之附庸。《汉书·艺文志》承刘歆《七略》,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等史学著作置于《春秋》类典籍之末,即是明证。魏晋之后,这种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种转变有多方面的表现,一是于《三国志》最早出现的“经史”一词④,到了唐修《晋书》中已经可以经常见到。胡宝国说:“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⑤二是西晋时荀勖因郑默《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为史学著作,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到了东晋,李充又以《中经新簿》为基础,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将史学典籍调整为乙部。《隋书·经籍志》承之,并沿袭至今。

  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史书的注释是模拟经书注释的,如延笃《史记音义》、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云:“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⑥周一良说:“这些音义注释,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上面。”⑦而伴随着史学的独立,史注也逐渐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陈寿《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故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之。他“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为《三国志》作注,有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之例⑧,从而确立了新的史注范式。自此以后,在大体上,注经与注史有了较为显著的差别。清人钱大昭云:“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⑨陈垣则以“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⑩之语概括之。

  需要说明的是,裴松之《三国志注》虽然开创了新的史书注释范式,但文字训诂的史注体例并没有被取代,还是继续存在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之子裴骃的《史记集解》。而且,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史注还是继续采用名物训诂的旧式注释方法。

  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三国时期,魏何晏撰《论语集解》,开创了经典注释的集解之体。此书“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1)。“诸家”指的是《论语序》前文已经提到的苞氏、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论语注》,然何晏未取周氏注,故为七家,再加上何晏本人的注释,《论语集解》共汇集八家之注释。杂采众家,各取其长,集解体之优长。因此这一注释体例很快流行开来,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集解体注释著作,如应劭《汉书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等。

  总之,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国古代经典注释的体例、方法已经基本完备了,这些体例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因典籍性质与注书目的、注书条件之差异而有所不同,更经常会综合运用。总的趋势是日渐融通和丰富,成为未来经典注释的样板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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