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间的张力中展开：史学的求真是主体对历史所以然的探求；史学的求善是主体对历史所应然的探求。求真的目的止于过去，求善的目的则针对未来。史学求善，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决定的必然。史学求善诉求中道德批判的存在，是由于人性的不完善和人性发展的多向度的可能性。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解构，到新的后-后现代，对史学的认识呈现的是理论取向的悖反。从对历史意义的质疑，到重新发现史学的道德和美学意义，为重建真、善、美相统一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史学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为求善而予历史以道德的批判。传统中国文化中，发达的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皆是钤得最深的印记，前者造就了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学说。二者之间，因发达的历史理性而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亦因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高扬道德的意义，所以在凸显历史价值本位意识的同时，道德价值的考量始终是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也是被视为评价历史所最优先的考量，其史学意义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省思。

　　关 键 词：史学 求善 道德批判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向求真一维倾斜，而于史学之求善，尤其是求善诉求中的道德批判，史学工作者们则几乎无复再有人坚持，历史讨论中的道德主义甚至被认为迂腐而受到嘲弄，史学工作者亦因此推卸去了本应担在自己肩上的引领历史向善的社会责任。这种漠视史学求善功能的取向，体现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方面是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求真的所谓价值中立影响而形成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善恶的道德漠视；一方面则是沿袭晚明以来的道德批判思潮，认为传统道德已沦为恶之渊薮，并在极端情绪的批判下，形成“成王败寇”式的功利主义历史价值标尺。在对道德主义极端批判的取向下，翻案盛行，一些历史上被批判的人与事，却在功利主义的视镜下穿上了合理性合道德的外衣，美其名曰“历史”地认识——于是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或教育便是，只要能获得成功，能获得利益，不择手段乃致杀人越货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可悲的事实或结果，在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今天，是否应引起我们反思一下传统史学的求善诉求，反思一下其中的道德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一、史学求善何以必要

　　省思史学道德批判在求善诉求中的意义，首先需要追问“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史学求善诉求的道德批判之存在价值的诘问，无论逻辑层面还是经验层面，其发问，最终皆会落实到这个康德式的追问，然后才有可能在问题得以解答的基础之上，依次继续追问：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的价值何在?传统史学实践中道德批判是怎样地展开?传统史学实践之道德批判所持之价值标准是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凡此等等，也是这里所试图省思之问题的起点。

　　先说“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这实际是涉及史学终极目的的问题。按照近代科学主义史学的理解，史学的目的理所当然地指向求真，即认识历史之所以然。然而，若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继续追问，则人们为什么要认识历史所以然之真，或史学求真冲动的目的何在时，问题则很自然地循此而转向了史学的求善，或历史之所应然的问题。

　　所谓的善(good)，实际包含着有用的和好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关于史学之用，可以说史学之所以诞生就为了致用，否则人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无意义的活动。史学还初在萌蘖之时，其天然担负的责任是教育。其教育之用的表现有二：一是生产经验的积累与传递，一是社会经验的积累与传递，其中也包括人之为人的社会训诫。人类在这些经过筛选的、所谓有用的也是好的历史事实的积累中获取教益而不断成长，同时人类也从这些所谓有用的历史事实中完成对于自身的认识。《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古代“德”常与“得”互训，《管子·心术》、《礼记·乐记》第十九、王弼《道德经注》三十八章等文献，皆有“德者，得也”之说。其中“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①更往往将“德”视为“人(甚至物)得之以生的根本条件”，如《庄子·天地》之“物得以生谓之德”，《韩非子·解老》之“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等等。因此，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通过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才完成对于知识和道德的获取。②惟因对于历史之用有如此的认识，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才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③只是司马迁不仅看到了史学的致用价值，也看到了史学的局限性，即“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古今“未必尽同”。但仅就认识历史所以然的目的来讲，“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关于“以史自镜”的观点，现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柯林武德认为：“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④这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了解历史的所以然，以筹划未来的行动，也就是通过史学的求真活动，在认识历史所以然的基础上，确定历史未来走向的所应然。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所应然呢?历史所应然的指向，理应是人的目的的实现。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而作为类存在的人，其所追求之终极目标的指向，必将是趋于善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话，即“一切技艺，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⑥这里所谓的“一切技艺，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当然也会包括史学。史学实践的实质，是通过主体的叙述使历史获得意义：一方面将可能有用的有关生产经验、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等有关的史实纳入叙事之中；一方面是将有利于社会完善的普遍价值注入于历史的理解之中，所以史学所呈现的逻辑，是起于求真而终于求善。解释在史学的实践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作为认识历史所以然的求真，所要解决的是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对过去认识的问题。而作为认识历史所应然的求善，所要解决的则是我们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即对未来所企盼的目的。过去已往矣，认识历史的史学，根本性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自己在今天和未来将可采取的行动。史学的逻辑是始于求真而终于求善。

　　关于“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的问题，其逻辑或可以这样地展开，即：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内在目的是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力，因而人的目的也理应体现于人的史学活动之中，并内化为人之史学实践的目的与动力。即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解释历史，历史则通过人的解释而展现、说明人的目的。人的目的与史学之目的理应一致。所以我们说，“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也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所决定的必然，史学应该是人实现其所思、所欲、所求的某种善的手段。套用《大学》之语亦可曰：史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