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吉拉特来的穷小子,作为入赘女婿攀上富亲戚,却在那里处处低人一等,于是独自扬帆来中国做鸦片生意,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他知道“鸦片这东西,一般吸上就再也停不下”,他知道“幸运的是,这生意现在孟买这里还没让英国人垄断”,更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由我们掌控”,担心“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就跟不上这世界”,于是成为广泛种植罂粟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大量进口鸦片的中国之间,又一个鸦片商。

　　帕西商人巴拉姆这么有危机感,是因为亲眼见到岳父曾经叱咤的领域正是这么被一步步消灭的:

　　英国人如果发现孟买造的船比他们自己造的更好、更便宜后的反应是: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大谈贸易自由化——但他们同时却想尽办法迫使东印度公司和皇家海军无法从我们这儿购订船只。接着,他们又制定了一些新法,让那些海外贸易中使用的印度造船只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昂贵。……其他所有的买卖和手艺也都会是一样的。

　　巴拉姆并非不知道鸦片害人,但这种负疚感没有给这位生意人造成什么负担。一次航行恰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巴拉姆于是觐见了囚禁岛上的拿破仑。拿破仑问他,觉得卖鸦片是恶的吗?巴拉姆一时语塞,不知所措。不过他马上开动脑筋,给出了一个印度式的回答:

　　鸦片就像风和潮汐,我没有力量左右它的行进方向。乘着这阵风开船的人,不能够简单地说它是善还是恶。要看他如何处理周围的事情——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下人——才能正确地评判他。这是我的信条。

　　这位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仍然被命运左右的巴拉姆,就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朱鹭号三部曲”第二部《烟河》的一位主角。在小说末尾,林则徐禁烟,巴拉姆悉数上缴了自己用全部身家囤积的鸦片货物之后,他看着在广州十三行的广场上玩曲棍球的侄子,这位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内心不禁升起强烈的妒忌感”,他问身边的亚美尼亚伙伴:

　　当他们创造未来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扎迪大哥?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在这儿赚到的钱、我们得到的教训、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吗?他们还会记得他们的未来的代价是靠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吗?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扎迪大哥?难道只是为了这个:让这些家伙可以讲英语、戴着他们的帽子、穿着他们的裤子、玩曲棍球?

　　在高希描绘的19世纪混乱有生气、跨越大洋的贸易世界里,更大的推动力来自更无情、并且装备了一套人生哲学的商人。他们觉得要怪就怪人性,对人性的利用是无可指责的。书中有位英国商人伯纳姆,曾冷冰冰地表示对命丧鸦片的大烟鬼没有丝毫良心不安,“因为那些自己沉迷鸦片的人,并不是我亲手将他们处死。而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无所不能的力量:是自由、市场、自由精神,正是我们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让这种货品源源流入、随处可得,让白银外流,眼看着一个国家被吞噬。在给自己赦免道德罪恶之外,还有人连非法走私的罪都给自己免去了——十三行的首领、苏格兰人渣甸(创办渣甸洋行,后改名怡和洋行)这样慷慨陈词:“我们不是走私犯,各位!是清朝政府,是清朝的官员在走私、纵容默许,甚至鼓励走私,而不是我们;看看东印度公司:是啊,所有走私犯科以及走私犯的生身父亲就是东印度公司!”

　　广州十三行里的故事早已堙没不传——这些建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完全消失,成了仅仅留在绘画和文字里的一块外贸飞地。而在印度——十三行最多数居民的来源地,也不太有人记得他们曾被宗主国英国强制大面积种植过罂粟了。

　　在谈到高希作品时,印度裔美籍历史学者杜赞奇说,高希重建出殖民地人们的生存境况,“他的历史想象捕捉到了来自全球的力量形塑这种境况的过程”。在三部曲中,“他向我们展示了‘发展’是如何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这一战争,必须承认,“是多个国家(尤其是印度)的不同族群参与的结果”。高希挖掘出如今不可见的共性和连接,揭示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曾经“通过物质的和超越道德的污流”相联。这些塑造了今天人们身份与意识的历史乱流不该被忘记。与此同时,如今,“学术性的历史学已经过于窄化、专业化,无法唤起公众阅读中的历史参与感”,高希这类作家担负起了这一职责。

　　除了小说,高希也写作非虚构作品,以他就读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期间所作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已经成为世界不少大学的指定教学用书。

　　近日,高希在上海纽约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论他的小说、对英语写作的看法,以及被他称为“精神大错乱”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