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 3.2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城中村面临着城与乡,现代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冲击最为激烈,通过地方性视角对城中村整体改造进行社会文化分析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的角度出发,对应分析改造前后乡村地方性的演变,旨在重申目前城中村整体改造行为中存在的深层次文化问题,并搭建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性研究与城中村研究之间的对话,呼吁为完善目前城中村改造政策做出更多文化角度的思考。
关键词:城中;地方性;文化;改造;研究;景观;村落;感知;形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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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从地方等核心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认为地方性从景观、文本、符号及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持续的社会建构。结合广州猎德村整体改造为案例发现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城市化中地方性研究框架;现实上为更深入理解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 键 词:地方/地方性/城中村/广州/猎德村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4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S2012010008633)
作者简介:黄文炜(1977- ),男,广西梧州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管理,E-mail:hww@scut.edu.cn(广州 510641);袁振杰,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1 引言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生长,农村用地不断转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不断变身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城中村”出现成为历史必然。城中村的原居民以及怀揣着梦想的新移民,居住在城市边缘,在城市化以及新一轮的后城市化浪潮的激荡下持续地经历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集体与个体的重构,“城中村”的文化意义也在发生改变。然而,城中村虽然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而其价值却又不被重视。随着越来越多城市进入到后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策略集中进入转型期。“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成为了实现新时期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
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是指对老城中心区内的旧村进行整体拆除、改造、重建以达到改变城市中微观空间形态,调整用地功能,消除城中村与城市用地布局和景观面貌冲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建设行为。城中村由于其建设时代条件限制以及时间更迭下的物质损坏,在城市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急需得到更新和重新整合发展。新与旧的更替、拆与建的变迁在城中村里集中“上演”。曾经“脏、乱、差”的城中村被一幢幢崭新整齐的集卫生、物管、警卫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区所置换,昔日村民经历拆迁后回迁在“故土”上开始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然而,在由“乡”转“城”,“村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城中村的物质生产结构、空间聚落形态、居民社会结构、城乡文化形式等差异巨大[1]。在经过彻底改造后,旧村内原有的物质形态消失,生活方式随之变更,唯精神形态的乡土情怀(nostalgia)尚存。在这悄无声息发生的地方巨变里,新市民除了惊叹欢喜,也有复杂的失落和茫然,“无根感”(rootless)衍生出城市高楼里的“恋旧症”等。身份的转变、物质条件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的嵌入及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都使城中村原居民在遭遇物质环境的彻底改变后衍生出众多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实际上,在文化地理视野下,从人本主义的人地关系观来看,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地方行为、记忆和感知下所建构的地方性在起作用。
2 地方与地方性
自1970年代地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计量方法进行反思[2],以及以段义孚[3,4]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回归以来,“地方”(place)就成为人地关系讨论中最具重要地位的概念[5]。随着对于“地方”的讨论热潮,“地方性”(placeness)作为地方文化的本质描述同时得到学者的关注。事实上,关于地方性的形成是近20年英美人文地理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6]。19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在重视“地方”概念的同时将“地方性”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认为地方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人的空间经验是构成和解释地方的重要方式,而地方性不仅是地理现象,而且是丰富的人类经验[7]。人之于地方性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不同人对于同一地方的地方性具有不同的理解[8]。事实上,作为承载“人—地”活动的基本空间单位,地方不单具有其地理意蕴,同时也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地方对建构个人或群体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作用[9]。自我本性与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环境的经验和理解间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10]。同时,特定的群体也会对某一空间和边界形成强调作用,并赋予地方想象性的故事、描述以及有组织的观点来区别“我者”与“他者”[11],营造出具有“我者”意义的地方独特性。因此,地方本身有超越其空间原义的社会意义,是由地方、空间、社会组合而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12]。198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逐渐向后现代地理学转型。在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话语背景下,“短暂”、“流变”、“断裂”及“差异”使世界分裂成了具有内外部运作的、复杂的、马赛克式(mosaic)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空间[13]。现代性及社会同质性的空间建构在后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渐被具有地方差异性的“破裂的世界”所取代[14]。因此,地方性的特质精神与话语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空间对话与博弈的基础[15]。而“地方”同时成为了建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网络的基本空间与文化载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