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不是单纯的病理生理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符号表征,隐喻着人们不同的文化理解及治疗的文化实践。西文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决定了英汉词汇某些语义特征的差异。

　　医学语言文化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以躯体症状的语言形式表达情感,例如,在描述呼吸系统症状的感觉时,人们用“屏住呼吸”描述瞬间美好的内心体验,用“令人窒息”来表达痛苦难忍的内心感受。这种所谓情绪的躯体化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西方人喜欢直言不讳地表达心灵深处的情感,而中国人则愿意用躯体症状表达内心的情感。例如,中国人会把愤怒体验为胸内的感受,把抑郁体验为“郁闷”。在中国农村,情感体验则完全可以用临床症状来表达。在躯体疾病范畴内,描述症状的措词会受种族差异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美国白人和黑人在对呼吸困难症状的语言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白人患者选择“deep breath (呼吸深)”,黑人患者选择“tight throat (喉头发紧)”来描述呼吸困难。而我国临床工作中常用的医学术语“呼吸困难”直译于英文,显然存在不足,不能完全反映文化和种族对症状感知的影响。

　　疾病的文化蕴涵

　　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世界性的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复杂,全球化的异地文化移民人群不仅丧失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形态,并易于暴露在后工业化社会的负面影响之下,如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歧视,暴露于放射废弃物的污染、毒品滥用、不良生活嗜好与精神困惑等。这些都使现代都市疾病流行在人群分布上呈现亚文化背景的特征。因此,与传统文化社会情况相反,由于商品市场和工业化社会主导人们的理念和生活形态,人们已不再是通过身体来理解外部世界,而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生物技术等时代主流技术,结合宗教哲学观念理解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例如,病毒、瘟疫此类泛指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的医学名词在各种语言中几乎都成了一个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的隐喻,可用来指天罚、祸患、烦恼等一切令人折磨的灾难,以至于“病毒”还悄然地进入日常的计算机领域,软件病毒被描绘成具有复制行为的生物病毒,不断地感染与扩散其内在的隐喻。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古希腊人而言,疾病的隐喻是以天灾的面目因个人或群体的过失领受上天的惩罚或报应。进入基督教时代,“宗教惩罚病”与受难之间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含义,下列这些表达同类疾病、构成某种语义场的医学语词,蕴含着某种深层的文化隐喻,如“black death (黑死病)”、“Saint Vitus,dance(圣维特斯舞蹈病)”、“leprosy(麻风病)”、“Anthony,s fire(圣安东尼火,麦角中毒)”、“English sweating disease (英国汗热病)”等瘟疫传染病名透泄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愚昧与黑暗。如果说传统的疾病隐喻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那么现代的疾病隐喻则是一种直接介入政治的指控或批判。典型的实例是AIDS的文化隐喻涵盖了当今世界在诸如传统与现代、科学与宗教、主流社会与亚群体等方面的冲突,表达为诸如“道德病”、“西方富贵病”、“非洲贫困病”、“同性恋者的病”等。

　　美国当代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专门就“疾病隐喻”考察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如何从仅为身体的一种病又转换成一种道德评价或者政治态度。1978年,她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隐喻的疾病”长文,对“结核病”与“癌症”的文化内涵做出深刻的剖析:“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癌症从隐喻上看,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结核病引发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病态幻影,它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赋予死亡以启迪意义的灵魂病,“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就把他们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当刻画垂死的癌症病人时,就尽数剥夺了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时隔12年后,她又发表“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一文,选择艾滋病作为双重隐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过于密切……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惟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桑塔格无疑是福柯所倡导的医学符号考古学的实践者,她通过疾病文化隐喻的研究清醒地洞察到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现象与本质、词与物的分裂,试图通过其文化批评让越走越远的词重新返回,使现象重返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