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振聋发聩。令人想到文献已记明的历代城址，恐怕也要如同对老房子“应保尽保”。所以，当前年春友人邀去安徽省太和县时，提请先发县志看看。令人惊叹，竟收到万历、顺治、乾隆、民国的各一部。第一感觉，这个县的工作与众不同。细究其详，更可惊叹的还有两点，也是亮点：

　　一是城池图。前两部县志，城垣内外各有一条城壕。乾隆那部，只画了城外一条。后一部，城内的已不完全，卷三水利志，沟渠部分的文字，称外池、内池。内池或还是活水，民国人士已珍视残存的生态。

　　一是双城记。县志记，两城相距8 里。一为宋、金、南宋、元的泰和县城，因水灾废，现旧县镇所据。一为元大德八年新建县城，名为“太和”，明代原址扩建，周6 里，护城河留下来为内池。这个变化，使人联想到北京的元大都，元朝废弃金中都，也是易地不远建新城，明朝又改建。当然，如明清县志所记，“颖阳城县东北三里址广四里隋时县治”属实，那就是“三城记”了。

　　过了一年才成行。泰和城址，惜未到达，卫星照片显现，为老房子或棚户区占据。太和城址，城墙已看不到，可分作中、东、西南、西北4 部分考察：中部，有文庙，南、北清真寺等古建筑，中层楼房较多，南端有护城河现身。东部，老街巷多存，未能钻进去看。西南部，已新建高层住宅区。西北部，即北大街的西侧，拆迁后，撂荒多年，曾发生盗掘；几处建筑已被保护，有古宗祠、天主堂，兼杨虎城

　　与中共太和县委旧址，还有工业厂房；城池的位置（上图），引水入城工程正在进行。对于宋代以来的县城研究，这里得天独厚。两个城址，尽管很小，但对城市史研究也许很重要，而且可提供又一个证明，生态文明建设也植根于我们的历史。弄得好，这里可上演一场伟大的双城记。这并非不可能。据称，该县城市建成区已60 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与纽约曼哈顿区一样大。因此，建议他们首先公布城址为“县保”，上收处置权。这是确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实质。

　　几处地上建筑，他们希望能提升保护级别，如：与杨虎城有关的遗存；元末明初的文庙大成殿，5 开间，超规格，或有些名堂；洪武始建的清真北寺，殿前圆柏，树龄631年，大门前空地，原为池塘，应属内池水系。既然都不很突出，于是，建议采取“打包”方案，整体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叫“太和历史中心”，有感召力，以城址为主体。

　　但这两个城址，现在连挂牌的“普查文物点”都不是，其意义亟须彰显，需要宣传，也需大面积揭示。与其荒在那里，等着设计，完全可以利用发掘，加深对地域的理解，提升设计质量。以那样大的建成区，多两处公园未尝不可，但叫公园反而湮没了个性。发掘、恢复双池，与引水入城相结合，更是“双赢”。

　　太和县境的城址，着实不少。民国县志卷二古迹部分记7 处，称“遗址存”。此行短暂，还去了一处城址，他们极为重视、有待确认的楚都巨阳。

　　现场令人感动。村落间高地，县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书“殿顶子遗址”。正北村庄，有“太和县宫集钜阳楚都文物馆”。门洞有遗址简介：“前言”“基本情况”“最新调查研究”。室内陈

　　列文物不少，大概都是群众汇集，多为汉代砖瓦，宋代残器有“熙宁二”字样。一位老汉出示小件若干：贝币、蚁鼻钱，为战国楚货币，常见；特小布币一枚，耸肩尖足，却没见过，也许很能说明些问题，可惜失去了出土层位。惊讶之余，老汉又展出一幅亲手绘制的城址示意图（右图），还细说观察遗迹的方法，令人叫绝。巨阳记于《史记》“六国年表”，春申君黄歇为相时所建。“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司马迁说的，多半是黄歇的封吴之地，后来隋文帝命名的“苏州”。其城隍庙，主供黄歇。其春申君庙，有石香炉，刻铭“道光八年楚相府”。苏州城的相门，得名可能自黄歇

　　而非鲁班。在城市营造史上的研究价值，包括对黄歇的研究，由于不与现代城市重叠，巨阳绝胜于淮阳、寿州、苏州等“城摞城”。但话说回来，凤毛麟角，依稀为贵。太和县“古今重叠”的县城，不也是很重要吗？

　　这个城址，提升保护级别，最有希望，但也要反复推敲。目的是保护，所以根据最新研究，很可能是巨阳，很重要，也就够了。确定古遗址为保护单位，应该允许一定的模糊度。问题在于，如何从这样一种科研价值出发，去确定对象与范围，是否也可以有模糊度。因为还有可能是巨阳的其他遗址，离此地不远。在未确认之前，它们的价值是均等的，也同样重要。城址保护的主要措施，与其他文物有不

　　同，包括必要的发掘，把发掘的部分转化为史料遗产，并提供当代研究和纪念及其他利用。发掘有破坏性，所以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规定：“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发掘是为不发掘，是为促进成为长久的考古保留地，以待后人。

　　城址是古遗址类文物中的佼佼者。词典解释“遗址”为：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所以，判断城址的重要性，包括真实性、完整性，也与其他文物有不同。确定保护重点，必须结合损害，无损害即无保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75 年就建议：“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要重点保护。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3 年就以城址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并指出：“中国筑城的所有日期都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录在案”，1644 年前“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 座”，但并非全部，“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全部城址，全作保护重点，早有必要。

　　几十年近百年过去，新时代到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把所有已知城址全部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乃至高级别的，落实尽保，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