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赵超先生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石刻、简牍帛书、玺印等铭刻资料，对古代壁画墓以及相关的壁画、画像石、雕刻也有极大兴趣，另外，他还从事过古代服饰文物的研究，着眼于揭示古代服饰的变化过程与文化背景，出版了《华夏衣冠五千年》等一系列专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为北大考古专业讲授过“古代石刻”，并据此完成在考古文物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这一专著。此后，他又完成了《古代石刻》《二十世纪简牍帛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墓志通论》等专著。由他来谈石刻与考古这一话题，可谓本色当行。

　　石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文人学者当中就流行过“金石热”，现在石刻研究又成了热门话题。您怎么看这种对石刻的持续不断的关注？

　　赵超：现在石刻研究也不能算是一个热门吧。只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石刻的人多一点而已。传统的金石热和现代的石刻研究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晚清文人的金石热主要是一种上层文化消遣，“避席畏谈文字狱”，躲开政治，玩玩古物。传统国学家搞金石学，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文字石刻上，连图像都不怎么涉及，主要就看字。这跟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有关，所谓金石之学是附着于传统经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证经补史”。传统文人能从石刻里找出一点和经史有关的材料做一番考证，就已经很满足了。而现代研究古代石刻，首先应该从属于考古学。考古学是伴随着现代学术发展才在中国出现的，涉及面非常广，古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遗迹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考古学注重实物考察，尤其注重下到田野进行调查发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段时间向“老大哥”苏联学习，苏联的考古学研究所特别唯物主义，不叫考古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所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曾经也受苏联很大影响，注重研究物质文化。这和专门研究文字的金石学就很对立了。金石学甚至还被称为遗老遗少的学科，边缘化了很多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石头就是一种物质，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形成了哪些实用形制，通过石刻如何表达人的各类思想、感情？这些都应该纳入现代的石刻研究。所以，我现在做的石刻研究，基本上是从考古这个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金石之学。但是文字石刻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古代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献记载历史，所以，仅从物质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石刻是不够的，传统金石学的一些研究还有其价值所在。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考古学如何去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石刻资料的关注与研究应该也与学术界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的改进有关吧。

　　研究石刻的人以前比较少，这几年多了一点，尤其是各个高校里面，很多做历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都开始逐渐注意到了石刻材料。一方面，这跟新出土的石刻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术风气的变化、学术视野的拓宽。这些学者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石刻，慢慢地才发现，这里面有这么多可以做的材料、可以做的文章。旧的材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石刻里面能够找到很多新的课题。但是这些学者的做法与传统金石学的路数非常接近，还是局限于石刻的文字内容，进行资料考据。而我做的考古学研究强调的是从各种石刻材料实际的形制情况入手，梳理石刻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是我跟他们最大的一点不同。

　　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

　　以前做传统石刻研究的人似乎不太考虑石刻的形制问题。

　　赵超：关于石刻的形制，一般人最经常说的就是碑。只要提起石刻，就用碑来代替。因为他平常见到的碑最多，受碑的影响也最大。实际上，石刻的内容相当丰富，我借助考古学研究方法去做过具体的分类。就拿有文字的石刻来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石刻形制也很多，有碑，有墓志，有造像题记，有买地券、镇墓券、舍利函等，大致上可以分成十一类。传统金石学家的分类比我多得多，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里面分了几十类，有些分得特别细，像什么井阑、香炉，这些东西都给分成一类。虽然确实形制不同，但由于现存材料不多，显得有些琐碎。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都归为一个大类：器物的附属铭刻。实际上，我的分类主要想通过类型变化反映中国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发展、使用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最早出现的石刻文字，就是器物上的附属石刻文字，用来表现器物的所有者或制造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文字，往往都是在一些器物上刻个名，如殷墟小屯出土的石簋，簋耳上刻了一行字，用来反映它属于某个所有者。这种附属石刻跟当时的手工业发展与管理制度是有关系的。再往后，随着技术的演变、社会的发展，石刻渐渐变得越来越大，有了专有的固定形制，成为一种大型的、纪念性的石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宣传意义的石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秦国石鼓文。以后秦始皇巡幸天下，到处立石勒铭，这些也是纪念性石刻。

　　您这种说法，让我想到了巫鸿在《武梁祠》中说的“纪念碑性”。

　　赵超：巫鸿提出的“纪念碑性”很有启发意义。他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去看这些石刻材料的出现，说由于人们产生纪念这个观念以后，才相应地出现一些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石刻，以及其他的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品，这实际上能够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过程。当然，如果我们具体地考察石刻出现的时间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跟巫鸿讲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这个说法的确很有启发意义。

　　您讲到了石刻对所有制的表现，又讲到了石刻的宣传性和纪念性。要承载这些思想内容，离不开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吧？

　　赵超：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石器时代（有人说后面还有个玉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几个重大阶段。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用石头这种坚硬的材料来作为生产工具，并开始考虑利用石材建筑。这就是一种工艺的产生。考古学上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变化，工具不断在发展，技术也不断在演进。现在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岩画是人最早通过石头来表达思想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面就能够清晰地体现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岩壁上怎么画呢？最开始是涂了颜料来画，还有的是嘴里含着颜料吹上去的。然后就逐渐发展成用硬一点的石头在岩壁上刻画，反复地摩擦、打凿。这些都是早期石刻采用的工艺，因为没有金属工具，只能用硬一点的石头。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工具之后，对石头的加工就更强一点了。而碑、墓志等石刻要进行石材加工，这一整套工艺的形成，基本上要等到战国末期出现铁器以后了。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往往不太加工外形，岩石是什么形，石刻就是什么形，刻石基本就是卵石形，摩崖就是一片大崖壁，等等。相对于用青铜工具凿刻的工艺来说，通过研磨加工文字这种方法可能出现得更早，在对石材的加工中，打磨的效果也更好。我们去看国内外的一些早期石刻，表面都很光滑，不少大概就是磨出来的。

　　南京老虎山出土的东晋颜谦妻刘氏墓志

　　我们知道，西方几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石刻，而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上许多，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赵超：时间上的确晚很多，要晚几千年。这还是一个材料和工艺的问题。石刻说到底，就是把岩石加工成某种固定的形状，实际上这取决于建筑用材的发展。因为建筑石材对加工的要求很高，比如石质的阶梯、装饰的石板等等。文字石刻往往是在建筑石刻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石刻产生得比较晚、发展得也比较慢，这种情况可能跟石材在中国建筑中出现得比较晚，而且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有关系。现在所见的古代建筑遗址中，石材发现较少，大多是土木结构。之所以如此，或许跟中国古文明中心——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处在河谷平原地区有关，大型石材的开采、运输、加工，都很不方便。而木材相对较易取得。

　　这可以和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古文明的成果做个比较。现在看来，有些成果的确属于文明之谜，比如金字塔，需要的石块那么多而且大，对它们的运输、开采、建筑上使用了什么工艺技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探索这个问题。具体就岩石构造而言，中国常用的石材和西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碑石的石材，和古埃及、欧洲早期国家的石材相比，硬度要大得多，像很多古罗马的雕像用的就是大理石，我去欧洲看过，很多地方出土很好的大理石，强度并不是很大，加工起来比较容易。古埃及很多石雕、金字塔是砂岩制作，那就更松软了。中国南方地区，像四川那一带是有砂岩的，这种地方的石刻开凿起来就不像北方的云冈、龙门石窟那么费力，但是风化、腐蚀起来也快。北方几个文化中心用的石材，现在来看硬度都比较大，只有等到金属工具出现以后，才能够比较细致地雕琢、打磨，做到精加工。这或许是影响中国石刻出现较晚的一个原因。基本上从战国晚期开始，石材才得到大量运用。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很多有文字记载、刻画的石材，东汉时期更是普遍出现各式各样碑刻，形制也非常完整、成熟了。另外，造成中国古代石刻出现晚的原因可能还有意识观念和文化习惯上的不同。

　　其实，不单是你提到的几个文明古国有文字石刻，全世界基本上都有，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就有石碑。当然，不同地域的石刻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区域性、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这里面也有非常独特的形制，比如埃及的方尖碑，在中国就没发现过类似的石刻。同样的，中国一些石刻的形制，像螭首（就是碑石上的盘龙碑头）、龟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但有一点很有意思，有一些石刻虽然地理上相隔很远，形制上却很相似。古埃及石刻里面有很多墓碑，如果撇开文字不看，单看形状，和很多汉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