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7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六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旨在从相关城市遗存出发，探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八个半小时。

　　王煜副教授主持沙龙

　　活动一开始，沙龙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从遗存来讲主要包括墓葬、城市、器物、建筑和以石窟寺为代表的宗教遗存等几大部分。川大考古对墓葬和宗教遗存关注较多、成绩斐然，城市方面关注相对少一些，但城市是历史时期考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一时期有上到都城、下到乡镇各类丰富的遗存，可以展示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应该是研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社科院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要的部分就是从城市考古建立起来，尤其是都城考古一直是其强项；北京大学以宿白、徐苹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在唐宋时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今天沙龙的嘉宾就主要来自或出自这两个重要机构，希望将我们带入以前关注不多、意义重大的领域，使我们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与思考，也希望川大的同学未来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霍巍教授发言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同青年学者们分享。他指出，“守先待后”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处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取决于资料、研究、结论这三个层面。资料层面上，包括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在资料上做研究准备，要对前人的既往研究和已有材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可以说是“守先”。随着个人认识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加强，我们才能从研究资料层面做到“守先待后”。研究层面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金石学中的某些理念、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去发展，在发展中去创新；同时“守先待后”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在考古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所谓“新材料”的问题，但新材料不仅局限于刚出土的材料，还包括我们对原有材料新的认知，认知前行了，材料也可能随之变为新材料。结论层面上，考古学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研究结论上从来不把话说满，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同样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发现与认知，这会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最后，霍巍教授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并对沙龙提出了以下期望：一是沙龙已形成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要保持下去；二是沙龙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关注前沿和主流问题，起到引领学术研究、弘扬学术精神的作用。

　　徐龙国研究员报告

　　上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龙国研究员以“‘城其赐邑’——古代城邑概说”为题做主题报告。首先，他对中国古代城邑做了一个概述，对邑的由来、发展、时间跨度、各时代特征、时段划分等方面做了说明。接着，他以时间为线索对古代城邑做了详细介绍，新石器时代中期是“邑的时代”，仰韶、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城邑并行时代”，秦汉以后是“城的时代”。

　　“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金文中也有“邑”字，通常认为“邑”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释名?释州国》也记载“邑……邑人聚会之称也”，这应该比较切合“邑”的本意。目前史前环壕聚落在兴隆洼—红山文化圈、仰韶文化圈、后李—大汶口文化圈、彭头山—屈家岭文化圈都有发现，这种环壕聚落应该是“邑”的一种高级形态，典型的有陕西西安姜寨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城”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记载“城，以盛民也”，体现了一种武装保卫。大溪文化时期出现的彭头山城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城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也都出现了城；张学海先生认为最早的城可能由土围聚落转变而来，而土围聚落又是从环壕聚落中产生。龙山时期大量地出现了城，目前发现有60多处，有北方石筑的城，也有南方土筑的城，这些城址的出现与经济发展、部落战争密切相关，比较典型的有石家河城址、良渚古城和石卯城。

　　夏、商、西周时期是城址发展的低潮期，全国发现的城仅20多座，西周时期很少。徐龙国研究员举了自己对汉水流域城址研究的例子，发现其与全国城址分布的趋势一致，他推测可能与分封制、等级礼制的建立抑制了人们的筑城欲望有关，比较典型的有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关于夏、商、西周时期邑的形态，郭沫若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邑”有沟树之封，表示一个范围；唐际根先生认为“大邑商”包含众多的小型商邑，但本身又可以理解为独立的“邑”。

　　春秋、战国时期是城址发展的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是指很多“邑”转成了“城”，春秋、战国时期筑城运动很多，据学者统计，《春秋》、《左传》等文献中有84处“城某邑”的记载，这一点也可以从《史记?秦本纪》中秦灭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看出。同时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但城邑数量增多，其面积也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有临淄齐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

　　关于文献中的“里”，《说文解字》记载“里，居也”，《尔雅》记载“里，邑也”，《周礼?遂人》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俞伟超先生认为从西周早期起就出现了里君、里长的称谓。通过分析，徐龙国研究员认为从“邑”变成“城”的过程中，邑中的很多小邑就变成了城中的里，但城中的里与邑中的小邑是有区别的，小邑是按血缘关系形成，而城形成之后，就出现了按照职业居住的里，当然这种划分下牢固的血缘关系还是存在的。另外，里实际上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城里的里，另一种是城外的里，所以文献中里的户数有所不同，典型例子有甘肃天水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墓出土的木板地图、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中的《地形图》。

　　秦汉城邑分区

　　秦汉时期是城邑的继承与发展期，《汉书?地理志》有大量某城故为某邑、某所封、某国的记载。这一时期全国发现近800多座秦汉城址。通过研究，徐龙国研究员将秦汉城邑分为西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青海东部地区、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九个区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有500多座。最后，徐龙国研究员总结了秦汉时期城邑的特点：汉承秦制，战国时期郡县基本固定，继承了郡县制、闾里制、高台建筑、城防设施等；秦汉城邑制度建立，城邑制度虽无文而有制；形成全国城邑网络，城邑功能由防御变成管理中心，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秦汉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城市格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后，与会学者和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