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天津市教委连续出台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减负新规，控制学生在校时间、禁止节假日补课、控制作业总量和考试次数。本次减负规定还明确了市、区和学校责任，强调违规必究。减负令一出，立即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课实施两月后，记者探访发现，学生普遍“被自愿”补课了。（4月14日《人民日报》）

　　撕书抗议补课、用鼻血写下“我不想写作业”、因为未完成作业想自杀……当下，中小学生负担大已经称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中小学生减也已是各方共识，可好政策为何不接地气？

　　在应试教育的裹挟下，学生再歇斯底里的控诉与抗争，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面对纯粹以升学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外界评价学校好坏也往往看升学率，于是乎学校也不得不将学生分数定为追求的终极目标，最终将培养学生人格的地方变成了加工“高材生”的工厂。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倘若家长没有从根源上认清楚这里“起跑线”的真正内涵，那么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功利心必定膨胀，教育部门颁布再严厉的减负令也势必会成文一纸空文。

　　“学生减负令”被架空，表面上可以用学生的“被自愿”来解释其推行力度，但在根源上，仍旧是以分数论英雄的教育积病在作祟。

　　要想让“学生减负令”落地，有关部门还必须要敢动真格。在此语境下，就需要有关方面在改变单一评价指标的同时，启动严厉的问责机制，比如学校一把手问责制，可就减负落实情况对学校领导“一票否决”，对违规违纪问题采取严厉制裁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督渠道，鼓励第三方监督，从而先清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操作空间。

　　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教育和考试改革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可是不从根源上为教育观念正位，不让人才评价体系多元化落到实处，实难杜绝各方给学生“施压”，而不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只在表面上给教育动刀，也注定会“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难以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