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畔，这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辈子教育情怀和教育理念的真实写照。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宝库的瑰宝，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长期从事陶行知研究，参与了我国第一套《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工作，撰写了我国第一篇以陶行知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编著出版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陶行知大传》等陶行知研究系列著作十余部，在陶行知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他建构起陶行知研究的新框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广泛反响。

　　1991年，在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周洪宇教授编著出版了《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一书。该书在帮助人们了解陶行知在国际上享有的崇高声誉和占有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信念，推动国内陶行知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加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隔十六年，为全面反映当今海外陶行知研究的状况和走向，周洪宇教授对原书在内容上进行了大量扩充，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17年6月推出了《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以下简称为“新编本”）。

　　“新编本”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对基本框架进行了适当调整，将所辑录文章按总体认识、实践述评、理论研究、思想传播四部分分类。在该书首尾，分别为《海外陶行知研究概览》和《海外陶行知研究资料要目》，以供读者参考。“新编本”总字数达到87万字，是1991年版的两倍多。这恰反映出十六年来，海外陶行知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到广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正是“新编本”的“新”之所在。

　　一、更宽广的全球视野

　　“新编本”共收录了国际上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作72篇，与1991年版相比，有42篇是首次录入。在新收录的文章当中，除了对陶行知开展研究较早的日本、美国、英国学者外，也有来自奥地利、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韩国等国家的学者，这无疑与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遍访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主张，介绍其教育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关。也体现了除中国学者（包括港澳台地区）自身关注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了对陶行知先生事迹的研究、梳理和思考。

　　旅德学者黄冬毕业于德国马堡大学，他用四年时间撰写了题为《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的博士学位论文。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版，作为周洪宇教授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八卷，已于2015年出版。在该书的第三章，黄冬博士专门用一节介绍了陶行知研究在德国的状况。由于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史料和文献被发掘，在被“新编本”收录前，黄冬博士对《陶行知研究在德国》一文进行了修订，可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德国陶行知研究的最新介绍。通过黄冬博士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928年于德国魏玛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与论著》丛书第十一卷中，就有了涉及陶行知的资料。此后，越来越多的德国报刊开始介绍陶行知的教育工作。如陶行知先生的国际友人詹生在出版了《中国腾空而起》一书，向德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博士”的丰功伟绩。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开始对陶行知展开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其中，西柏林大学的艾哈德·内克曼教授整理出版了《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之生平》，汇编了12篇陶行知原著和评论文章。内克曼还在德中友好协会会刊《新中国》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被中国重新认识的人民教育家》一文。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被“新编本”录入了进来。此外，黄冬博士还列出了已译成德文的18篇陶行知作品篇目。当然，“由于资料和时间以及其他条件所限”，可能还会有其他陶行知研究资料未被考察，这也将是德国陶行知研究今后的工作重点。

　　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研究陶行知的重镇。东京大学教授牧野笃从事陶行知研究已有三十年，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专门来南京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他曾先后发表过《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产生与构成》、《试论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基本构造》等一系列考察陶行知生平及思想的文章，并以《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为题获得了名古屋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新编本”择取了他一些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作及博士学位论文部分内容。其中，《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日本教育界的启示》回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学在理论上面临的三大问题：日本政府围绕《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加强右倾化，准备复活军国主义问题；日本教育界正在造成比较严重的人的异化问题；日本青少年的世界观非常狭隘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即从西欧思想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这方面，陶行知能够正视自己的立场，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跟帝国主义、封建思想和买办阶级进行斗争，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是值得日本学习借鉴的。除牧野笃外，斋藤秋男也是长期从事陶行知研究的先驱。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陶行知研究领域，中野光、世良正浩等学者也表现得相当活跃。“新编本”中收录这些学者的代表作，其意义正如中野光在《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所说，“陶行知的伟大业绩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进行生活教育运动所具有的国际价值”。

　　在韩国，对陶行知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普遍增多。如金贵声、金玟志都是在韩国从事陶行知研究有影响的学者。当然也涌现出像韩国庆尚大学李庚子女士这样的新锐。“新编本”中收录了她撰写的《陶行知研究在韩国》一文，列有韩国陶行知研究成果一览表，并对韩国陶行知研究进行了概述和分析，为我们了解韩国的陶行知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韩国的陶行知研究始于1975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逐渐增多，除了关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外。像金贵声还十分重视陶行知的学前教育思想，撰写了不少关于陶行知幼儿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文章。

　　可以说，海外对陶行知的研究已遍及亚、欧、美等世界广大地区，成为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学者，还将陶行知与本国著名教育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使得陶行知研究的国际意义得到进一步提升。“新编本”中收录了不少这样的文章。读者们也可以通过附录中的《海外陶行知研究资料要目》对这些情况一览无余。

　　二、更丰富的一手资料

　　陶行知先生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为中国教育改造、普及人民教育、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奋斗了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当我们展卷恭读，一篇篇仔细翻看陶行知先生这些文字，仍不禁为其精深博大的思想，击节赞叹。虽然目前出版了多种陶行知先生的文集、全集，但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一些与陶行知先生有过交往的亲历者的记录，更是难能可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赵冕早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陶行知。毕业后，从事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1941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在1946年5月提交了题为《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论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并以此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了比较。这篇论文虽非单独专门研究陶行知的学术论文，但却完成于陶行知先生去世前夕，是国外第一篇涉及陶行知的教育学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历史“开启之功”。在论文的第四部分，赵冕博士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介绍。由于赵冕博士在赴美前的特殊经历，使他对陶行知先生及其思想实践有更直观的认识。在文中，他引用了大量陶行知创作的诗歌，使教育理论更加朴素而生动。到美国后，赵冕博士又接触到不少英文材料，如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职员比勒有关育才学校的报告等，让我们对陶行知先生有了更多的认识。“新编本”将该部分摘录出来予以收录。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对原文中的引用部分进行了核实，对表述不当的地方进行了修改。

　　前文所述的陶行知先生的国际友人詹生，在20世纪40年代任职于联合国救济总署。虽然不常见面，但通过与陶行知先生的短暂交往，詹生相信“我确实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我了解他”。特别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给詹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陶先生的雄志韬略创立了并维持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学校”。在陶行知先生去世后不久，詹生满怀深情的写下了《念陶先生》一文，深切追忆起陶行知先生的生活点滴。“新编本”以《中国的儿童和教师都不会忘记他》为题收录了这篇文章。“先生是我的朋友，我爱他”，詹生的这些记述，无不令观者动容，闻者慨叹。

　　与詹生一样，美国人司徒雷登也与陶行知先生有过接触。早在金陵大学期间，司徒雷登便认定陶行知先生是“不世出的奇才”。此后，对于陶行知的学问、成就和事业的发展，司徒雷登也“无时不关怀”，他将陶行知视作自己“相尚以道的良友”。因此，当他写下《我所认识的陶行知》时，缅怀往事，依然“不胜怅惘之至”。

　　除了在国内结交了不少国际友人，陶行知在1936年至1938年作为全国救国会代表和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西非时，也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留下了不少传世佳话。

　　其中，陶行知先生曾两次访问印度，同甘地、泰戈尔等当时举世瞩目的印度名流有过交往和接触，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印期间，陶行知先生写下过为数不多但十分深刻地反映当时印度社会状况、政治斗争的诗歌和论文，同时还积极主动地把中国介绍给印度，让印度人民更多地了解现实的中国，促进中印两国的民间友好。“新编本”收录的《陶行知与印度》一文，辑录出陶行知先生访印期间写作的诗歌以及致甘地和泰戈尔的信文，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当时中国平民一代宗师的陶行知对同样处于被压迫之中的印度人民的同情。但陶行知先生始终是乐观的，作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友人”，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突出了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并取得了可喜成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加深中印两国友好交往是十分重要的。

　　“新编本”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有些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有的是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这对于补充已出版各类陶行知文集的不足，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