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丽群，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1

　　内容提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沟通，是世界高中教育改革的普遍趋势，也是当前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走向。但目前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沟通还存在一些问题：地方规划缺乏政策分解和本土创新；普高主动与中职沟通的意愿不强；普职课程深度融通不足；普职沟通模式上有盲目跟风现象等。深入推进高中的普职沟通，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搭建教育立交桥、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合作机制，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因地制宜、梯度实施、稳步推进。

　　关 键 词：高中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普职沟通

　　标题注释：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湖南省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湘财教指[2014]85号)的研究成果。

　　一、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沟通的现状与问题

　　(一)地方规划缺乏政策分解和本土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各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国家高中普职沟通政策作出回应。一是各省相继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大多提出了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目标和具体条文。二是一些省份或地市专门出台了试点方案或实施意见，推动高中普职沟通在地方的具体落实。

　　仅从政策和文件的发布来看，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似乎已在各地陆续铺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进行普职融通试点探索的省份(不含港澳台)约二十个。但深究来看，还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其一，缺乏政策分解。教育政策通常包含战略性政策和战术性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往往侧重战略性，即侧重改革的宏观引领和整体统筹，而地方教育政策必须对宏观改革目标和任务进行具体分解，作出战术性安排，并形成各地方高中普职沟通的路线图和日程表。但综观各地方有关普职融通政策的相关文件，除山东潍坊、河北石家庄、广州佛山、浙江宁波等地专门推出了直接针对高中普职沟通的具体实施建议外，大部分省份对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多停留于文件层面的简单提倡和呼吁。至于普高与中职到底谁为主体来沟通，以什么形式沟通，沟通什么；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配备，教学资源如何共享，学分如何认可，学籍可否及如何转换等问题，均没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安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其二，缺乏本土创新。国家教育政策在地方的实施与推进，其实质就是国家政策的地方化，是各地方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与突破的过程。但是各地政策照抄照搬、简单移植现象严重。各地有关普职沟通的相关政策，或者照搬国家宏观文件，或者简单借鉴其他地方做法，仔细比照各省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普职沟通的论述，基本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阐述大同小异，论述基本雷同，结合地方实际的本土创新几乎没有，各地普职沟通的模式、课程设置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大体趋同。

　　(二)普高、中职学校有所往来，但多为中职的“一厢情愿”

　　普职沟通的初衷旨在打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壁垒，为学生搭建成才的“立交桥”。从宏观层面上看，是教育制度的创新，它试图打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相互分割、自我封闭的壁垒，在初、中、高等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型、不同学校之间建立起纵向衔接、横向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从微观层面上看，是要在普通高中渗透职业意识、培养职业技能，在中职学校加强文化基础。理论上说，普职沟通无论对高中学校还是广大的高中生来说，既是时代挑战，更是发展机遇。

　　但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往来通道并没有双向贯通。实际情况是，中职学校对普职沟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的接纳，而对普通高中学校来说，或被动接受或置之泰然或完全排斥，普高对普职沟通基本上持不欢迎甚至否定态度。以上海为例，2007年上海全力推广普职沟通时，有30所中专和职校都积极开设普职融通班，而普通高中开设此类班级的却寥寥无几；从学生和家长的反映来看，中职学生转向普高的意愿明显高于普高生转向中职的意愿。1999年，武汉市开始普职沟通的尝试，最初也是在19所中职学校首先开设普通高中班。[1]在广东佛山南海区，2012年该区在广东全省首试普职沟通的方案，南海信息技术学校和罗村高级中学被选作试点学校。2013年已完成一年级学业的南海公办中职学校学生可转读普通高中二年级，而普通高中学生读完高一后，也可转读中职二年级。但普高中职学生互转却遭遇寒流，南海信息技术学校共有25名学生递交了申请书，希望转学至罗村高中，但只有3名普高学生有意愿申请转校去读中职[2]。同样，在河南，2014年计划在郑州市第十中学、延津县高级中学等6所学校试点普职沟通，并可在普高与中职之间二次选择，但目前的沟通也只是普通高中转职校的“单向通道”。[3]也就是说，从学生的意愿来看，有更多的学生希望从中职转入普高，但目前普职沟通基本上都只允许从普高流向中职，从中职流向普高的渠道几乎是封闭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普通教育的推崇和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普高与中职教育的严重不等值和巨大发展落差，使得普职之间的双向贯通，最终演变为普高通中职的“单行线”。

　　(三)普职课程开始沟通，但深度融通不足

　　普高与中职学校已经开始以课程为载体进行合作与沟通，但究竟如何实现课程的深度融通，却存在较多操作误区。不少人错误地认为，高中普职沟通=升学预备教育+就业预备教育，因此，普职沟通课程=升学预备类课程+就业预备类课程。依此而推，普职沟通，就是普通高中在现有升学预备类课程基础上增开一两门职业课程，而中职学校在原有课程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加开一两门文化基础课。这种把课程简单相加、机械拼凑的现象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高中普职沟通的通用做法。如重庆对2012年开始试点的综合高中课程设置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二学年开设与普高相同的课程，采用普高新课程实验教材；第二学年增设1～2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基础课程。[4]即便如此，普高究竟应该增开哪些职业课程，也更多是从中职学校本身的承受能力和资源优势来确定，而不是根据普高学生的实际需要以及高中普职沟通本身的目标定位来考虑和设计。如北京朝阳区职高向普高输送的是有关营养知识、照相机使用、计算机硬件维护等方面的课程。[5]输送的内容基本上由能够输送什么内容决定。可以说，就课程这一层面来看，目前高中普职沟通更多地表现为在原有普高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中职学校本身的能力和优势来增加一两门职业方面的课程。由于高中普职课程仅仅注重门类的增加而缺乏内容的深度融合，这种拼盘式课程带来的问题是显然的：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而另一方面，课程的简单拼凑使学生往往在文化素养上不如原来普高学生，而在技能掌握上又不及传统的中职学生，极大地挫伤了学校和学生参与普职沟通的积极性。

　　(四)普职沟通模式趋于多样，但仍存在盲目跟风现象

　　根据普职沟通程度的大小以及在沟通过程中普高与中职学校独立地位的变化情况，可把高中普职沟通的模式大致分为三种：校内课程渗透模式、校际课程合作模式和综合高中模式。所谓“校内课程渗透模式”，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相对独立、双轨并行发展格局的前提与基础上，通过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教育等相关课程或在中职加强文化基础课程开设，以此来实现普职教育在校内的沟通与融合，如国家规定普通高中新开“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课程等。所谓“校际课程合作模式”，是指普高与中职学校以课程为载体，通过互修对方学校课程，并借助学分互认等方式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校际沟通。椒江职业中专与仅有一墙之隔的台州一中、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与高淳中专、宁波经贸学校和李惠利中学、南海罗村高中与南海信息职业技术学校等都通过双方开展课程合作或学籍在普职学校之间的转换来实现普职沟通。所谓“综合高中”是区别于普通高中和中职的“一种独特的学校类型”，“这类学校对所在地区的所有学生开放，并同时提供大学预科课程、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供学生选择”[6]，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于“同一屋檐下”，学生通过选择不同课程在校内实现普职自然分流，真正实现普、职一体化。吉林省抚松县第四中学[7]、四川阆中中学[8]以及湖南株州先锋高级中学[9]等正积极探索综合高中的发展模式并初具发展雏形。

　　目前，这三种沟通模式都处在不断探索中，各有特点。但由于综合高中的普职沟通程度最高，是最为理想的普职沟通模式，因此，一些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就出现了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发展综合高中的误区。理论上看，综合高中无疑是最理想的普职沟通模式，但从实践角度来说，短期内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实施几乎是不现实的。综合高中的推进与实施，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外部环境和相应的配套制度来支撑，而目前我国有关高中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尤其是考试招生制度这根指挥棒主要指向升学，而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明显不够，这使得综合高中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10]在这种情况下，不问实际、不考虑实施难度，跟风似地推行综合高中模式的做法是欠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