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 )，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考试理论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教育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从文化视角研究教育史，具有视域广、透视深、视角新、多维度等特点与优势，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空间，揭示教育历史演变的真谛，更好地发挥其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为此，需要全面理解教育史的学科属性及文化内涵，深入探析文化学理论，综合运用田野研究、叙事研究、具象研究和传记研究等文化学方法，扩大研究路径，促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教育史 文化学 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内学术研究转型，文化学研究开始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文化的概念，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逐渐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吸收和借鉴。这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向，值得深入探究。从文化的视角，探析教育史的本质、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领域，丰富和深化教育史学的内涵；有利于扩大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史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史学的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

　　一、教育史本质上是文化史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受模式化的教育理论、空乏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限制，一些教育史研究往往给人留下机械、浮浅、枯燥的印象，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其实，正如人类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历史上的教育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既具有故事性，亦充满生活气息与文化魅力。作为以“文”“化”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个体与社会传承、传播、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和不竭的源泉。既往的教育活动，无论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还是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与文化演进密切相连。作为人类行为的密码和“时代的肖像”，文化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客观的连绵不断的教育史，本质上就是文化演进的历史。

　　首先，从内涵来看，教育史具有文化的属性，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史是已经发生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表现形态，具有复杂的特性。有的论者以中国教育史为例，将其分为客观的教育史、记录的教育史、教育史学科和教育史学，并阐释四者的相互关系[1](P5-6)。就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文化载体、研究主体及育人功能而论，它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2]。

　　有关“文化史”的定义，从1897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斯特首先提出问题，到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出版相关专著，学术界众说纷纭。彼得·伯克指出，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关注符号(the 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以过去为内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同其他活动一样，也要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他主张，“把文化史看作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例证，这一传统持续发生转变、不断适应新环境。”[3](P3-4)从教育的视角考察，这种持续“转变”、不断“适应”的“传统”就是教育史。它以语言、文字和图画、实物、习俗等文化媒介，借由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活动，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变革。

　　其次，从教育媒介来看，教育史是以文字和非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史。

　　综观人类教育演进历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起源早于学校教育。前二者一开始是以语言、行为等非文字媒介进行教育活动，而后者的诞生，则以文字的发明与应用为前提。只有使用文字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并形成一定的文献，才能产生学校这一制度化的教育机构。此后，学校在人类教育史上的作用日趋重要，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

　　研究表明，公元前3400年至前3200年间，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形成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为代表的复杂的书写体系[4](P9)。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诞生了学校。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3年—前1786年)已有组织良好的学校。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在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立拼音文字，这成为西方字母文字——希伯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以及希腊文等欧洲文字的始祖。“希腊的教育、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以及东方国家的教育，都是利用这些文字为重要工具而进行培养新生一代的工作的。溯本探源，这些史实显然与古代埃及的文化，特别是文字有关，证明古代埃及曾居于世界教育史的先锋地位”[5](P70-71)。

　　在古代中国，学校教育也是产生于文字发明、发展之后。中国文字的源头可溯至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4500年左右)时期的彩陶刻画符号；至殷商时期，已形成相当进步的文字体系。先秦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就有“校”、“序”、“庠”、“学”等名称，表明学校的产生。近代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献中，留下有关殷商学校和教育的记载，“涉及学校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活动、教育仪式等众多方面。尤其是‘学’与‘教’两个字的多种书写样式，如同化石一般，记录了‘教育’内涵的演变”[1](P10)。台湾学者高明士考察殷周之际“学”字的演变及“学校”一词泛称的出现，指出：“由文字的使用，论述‘学’到‘学校’”的成立过程，经历殷周至两汉，堪谓漫长。”[6](P75)

　　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在哈拉巴文化(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时期，就创造了象形文字符号，其后中断。公元前20世纪至前10世纪，由西亚迁徙印度河上游流域的雅利安部落，创造了以古典梵文书写的《吠陀经》。其后，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4世纪，产生传授婆罗门教义的早期学校。印度学校起源虽晚，但在传承、传播古代文化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在教育内容上，教育的历史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与文化相互包容、交相作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演变。一定历史阶段的教育，是与同时期的文化性质和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教育，其教育内容既存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差异，也具有某些共性特征。这些决定了教育史与文化史的密切相关性。

　　古代东西方学校教育，其文字载体和文化典籍虽异，但均重视文字、宗教、古典人文的教育及数学、测量、医学等实用知识传授。学习读写文字是接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古今学校教育的通例，也是教育史之文化属性的重要表现。中国自西周时期始，将“书”列为学校必修科目，与礼、乐、射、御、数并称“六艺”。古代埃及学校，练习写字是儿童教育的主要功课，教师批改、监督；此外，注重辞令学习。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文士教育以书写为主体，严格制订学习书写过程，内容包括文学作品。印度婆罗门学校，以语音学、韵律学、语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祀为“六科”，作为学习吠陀经典的基本训练。所不同的是，古印度教学以教师口授为主要方式[7](P36-84)。

　　欧洲中世纪教育，融合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罗马的文化，既形成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特色，也延续了古罗马的拉丁文、“七艺”教育传统。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传授基督教义，培养神职人员。自12世纪起，大学的兴起、发展以及文、法、神、医四科课程的逐渐确立，奠定了近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学科基础。

　　近代学校教育变革发轫于欧洲。它以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为先导，以意大利、尼德兰等地的新兴城市和宫廷开办的新式学校为载体，聘用世俗的教师，教授希腊文、拉丁文、逻辑学和人文主义的课程，倡导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崇尚理性与科学知识，以取代宗教教育。其后，随着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科学发展、政治革命的推进，最终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在世界教育史演进中，源于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近代学校教育后来居上，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这是近代西方社会与文化持续变革的结果，也是当今东方一些教育学者习惯于“言必称西方”的教育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