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大学究竟是哪一所?　学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无论是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还是京师同文馆，这些学校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伴随着大学的发展，“西学”是否应该学，如何学，这些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论。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在办学过程中，就始终面临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也令当时的掌校人煞费苦心。甲午战争前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全盘西化”，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盛宣怀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以西学为主，但1896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时，则强调西学与中学要两者兼顾。《南洋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

　　盛宣怀对新式学堂寄予很大的希望，意欲为自己主管的矿山、铁路、财政、商务等洋务事业的兴旺发达培养所需人才，要求学生培养既要有深厚的中学功底，又要懂得西文西艺，通过大量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使学生毕业后具有普通学科专长，不至于如同旧式书院出来的儒生，仅会填词吟诗而已。

　　中西学之争一度使办学风格摇摆不定

　　南洋公学在引进和采纳西学方面，最有成效的莫过于聘请福开森担任监院。福开森在规划学校校园建筑上采用西洋风格，更重要的是引入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

　　在福开森的推荐下，还有美国人薛来西、勒芬尔、乐提摩等一批外籍教师先后来公学任教。译书院开办期间，还有不少日本翻译任职书院。

　　当时高年级所有课程除国文外，全部用英文讲授。设立的译书院翻译出版大量科技文化书籍，包括国外教科书等，这些都为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打开了窗户。

　　公学多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也是盛宣怀希望尽快拥有一批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盛宣怀办学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以致用”，在公学中想方设法借鉴西方教育经验与办学模式，因为在他看来，“西人学以致用为本”。

　　尽管如此，“中学”在公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

　　何嗣焜在1896年参观北洋大学堂后，感到学生“若没有扎实中文基础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装饰品，只有具备本国语言阅读和书写能力，才能使现代科学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因此，南洋公学规定，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国文考试合格的学生。

　　盛宣怀主张从小学起就要“孝经四书预固其基”，唯恐造成“于西学未有入门发轫之功，而于中学已启拔本塞源之弊，群盲相引，实骇听闻”的局面。通过总结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验，他认为办学要取得成效，要真正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

　　为保证“中学”根底，何嗣焜首先聘请专攻经史的张焕纶担任中文总教习。由于监院福开森过分强调西学的重要性，在中西课程的教学安排上发生了争执。国文教习白作霖慷慨陈词，建议何嗣焜设法予以解决。1899年，何嗣焜重新公布奖励办法，强调奖励要“视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改变过去只奖励西学优秀者的做法。从此入学考试也以这三门课为主。

　　1899年7月，盛宣怀对期末考试193份中学试卷、290份西学试卷亲自阅评并确定奖励制度。在　《南洋公学章程》　中明确规定:“每周中西课的教学时间各得三日”，“上华课时禁止学生翻阅西文书籍”。中学、西学之间孰重孰轻的争议，甚至还影响到中外教师之间的关系。

　　南洋公学作为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盛宣怀储备新式人才的学校，一方面要引进西学，尽快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新型实用人才，另一方面又不能动摇封建社会根基，要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

　　他也常常在两者之间犹豫和徘徊，有时显得顾此失彼。直到1905年盛宣怀辞职，公学还没有固定的专业设置。

　　但不管怎样，他“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

　　盛宣怀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主要是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两所高等学校: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和上海的南洋公学虽然时隔不到两年，但办学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北洋大学堂创办初，真正的掌管者是美国人丁家立，他完全仿照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办学。连福开森都称其为“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

　　南洋公学则强调中学为根基，西学为旨归，自始至终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孟之学作为办学的根基，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在公学中主张以中学为本的总理何嗣焜、张元济，对福开森等强调西学的做法多少有些制约，而且福开森在公学时间只有四年，他离职后监院一职也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