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自世界约2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活动。5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铭记历史、倡导和平，历史教材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基础。本期国际教育版与您探讨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编者

　　直面历史，反思战争，历史教材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基础。在德国，反思二战尤其纳粹罪行被视作学校教育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针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历史教育话题，笔者与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Burkhard Mielke）进行对话。

　　让学校成为历史回忆的场所

　　俞可：您出生于柏林，一个特殊的二战记忆场所，尽管战争期间您尚处幼年。您是否把个人的二战经历注入您的教育教学事业以及您的教育决策使命之中？

　　米尔克：是的，非常显著。在青少年时期，我不可能从父母那代人身上获取有关二战的信息，当然，他们也不愿向我倾诉。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入中学，历史课内容终止于一战。当初，我以批判视角撰写的反思二战的作业竟然被老师评为不及格，原因当然是不合时宜。直至1968年的学运，纳粹阴霾也逐渐消散。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活动，也是一场与父辈就其在纳粹德国时期所扮演角色展开的剧烈代际冲突。从这场冲突中，我打磨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立志为一个民主的、人本的和和平的世界观献身。当然，这个世界观也奠基了我的职业生涯，即作为教师、校长和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我所执掌的朔尔兄妹学校，以反法西斯运动为主题的学校、年级和班级活动遍地开花。

　　俞可：欧盟确定今年为发展之年，和平与安全是5月的主题，由此契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二战历史，德国并无国家祭奠，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日亦非德国国家二战公祭日。近日，德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应国际社会：“这符合联邦政府对纪念场所概念的理解，即国家方面不履行反思与纪念的职责，而是交由政治、历史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专业机构与团体来操作。”请问，学校是不是理想的公祭场所？

　　米尔克：学校绝非理想的公祭场所。这项使命理应由各级政府来承担。当然，德国学校也没有举行公祭活动。但这绝不排斥学校积极参与各种纪念活动，尤其那些对学生具有文化与历史阐释价值的纪念活动，如诵读会、音乐会和研讨会等。

　　学校是历史回忆的场所，秉持培育下一代的目标，以便下一代有能力抗击极端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为这些幽灵在各个社会均有可能蠢蠢欲动或死灰复燃。学校应该把人类与民族的过往融于历史课与政治课或其他科目，予以展现、阐释，并使之保持鲜活，抵御遗忘。这类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示史实，以便杜绝逸闻轶事、陈词滥调和道听途说。

　　德国学校往往以纳粹受害者和反纳粹战士来冠名。譬如，我以前执掌的学校就以朔尔兄妹来命名，这对兄妹因积极投身于反纳粹斗争而壮烈牺牲，年仅25岁和21岁。师生在课堂上讲授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战斗事迹，并传播其英勇抗争所追求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

　　让奥斯维辛不再重演

　　俞可：德国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反思二战的教育被国际社会击节叹赏。有“纳粹猎手”之称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全球追查纳粹余孽最知名的机构，最近推出年度报告，赞誉德国在把纳粹余孽绳之以法方面做出表率。然而，20世纪50年代，二战结束不久，“集体失忆”大行其道。曾是反法西斯斗士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把纳粹罪行个人化，归咎于希特勒个人，其他纳粹党徒均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教育何以成功抗击这股逆流？

　　米尔克：联邦德国教育史上，这个转折发生在法兰克福学派领袖、犹太裔德国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s）1966年发表脍炙人口的《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由此引发德国全社会探讨历史责任，以及下一代德国人的历史责任和对他们实施的道德与历史教育。阿多诺写道：“奥斯维辛不再重演，这个呼吁最最首要就是针对教育。教育优先于其他领域，我相信，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加以论证。奥斯维辛是一种残暴，所有教育均应该予以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