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狄金教授是位女士，是美国伯克利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也是伯克利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目前的研究领域为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交通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狄金作为交通领域的权威研究者，其学术背景如何呢？这是笔者非常好奇的事情。

　　狄金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其本科专业是政治学，硕士专业是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狄金感到交通问题与法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又在波士顿学院拿到了法律硕士学位。如此看来，狄金的学历呈现出非常强的学术交叉背景，这可能与我们目前交通研究领域的人才知识背景呈现出非常大的不同。

　　笔者就学术委员会如何运作，实现教师和行政共同对大学的治理的问题与狄金进行了深入探讨。其间，笔者提出了创造性人才如何培养的问题。狄金对此的回答非常简单：“开放学生的心灵。”

　　这是什么意思？笔者带着问题做了一番思考。

　　在课堂教学层面，如果教师仅仅告诉学生目前的事实、方法和结论，并且不断强化学生对这些既有知识的掌握程度，强调其精确性，那么教师的教学是在限制还是开放学生的心灵？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持续怀疑，在相互研讨中走向不定的、未知的前沿，是否才是开放心灵的教学？

　　在教学系统安排层面，如果没有通识教育的安排，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如果学生在高考前就选定专业，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

　　在知识结构层面，如果没有跨学科专业的安排、自由的课程选择、多种辅修以及双学位专业的设置，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狄金教授前后的学历，是否是教育制度中开放心灵的一个例证？我国的“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硕士专业，如何接受一个“政治学”的本科生保研读书？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中，是否能有“双硕士”的制度安排？

　　这些问题都让笔者感悟到开放学生心灵的非凡意义。

　　北京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本科阶段在北京语言大学完成，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按照国内形成的惯性思维，她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导师完成其研究课题。但当她问导师“我能帮您做什么”时，导师非常认真地看着她，然后慢慢回答：“我能帮你做什么？”一问一答的过程就是开放学生心灵的过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一名毕业生正在加州大学物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他通过中期考试后，导师与他谈起自己的课题，该生听后阐述了自己对其他问题的想法。导师沉吟片刻，果断地说，我的课题你不必做，做你自己的。此刻，导师就是在开放学生的心灵。

　　伯克利大学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尤金·柯明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的博士导师。朱棣文曾回忆：“被尤金先生指导，最棒的事情是他允许我与他不同。尤金有一个很好的特质是我想学习的，那就是他能让他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他们自己是特别的，并能做成一些事情。他让我们取得我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而从来不说你必须这样做，也不会让我们有压力或负疚感。他总和我们在一起，经常一起工作到深夜，更像一个同事而不是一位教授。”

　　朱棣文后来作为博士后导师指导了庄小威。庄小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深情回忆了跟随朱棣文学习的过程。从演讲中可以发现，朱棣文那时已经掌握了尤金的教学方法。两位名师，两位高徒。

　　由于作为导师非常成功，伯克利大学的一名学生专门访问了尤金教授。

　　学生提问：许多您的学生都提到，您作为研究生导师似乎拥有神奇的力量。培养研究生的哲学是什么？您又是如何逐步建立的？

　　尤金回答：“正像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我并不十分精确地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取得成功并不特别难，但也没有速成的法则，你得用心体会学生需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得用心关注他们。我的学生的智慧和独创性常常令我吃惊，他们总是超越我的期望。这真是太棒了！看着我的学生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成长为科学家，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狄金的教育经历和尤金的教育智慧让我们反省，学生如果仅仅是导师科研项目中的劳动力，是持续“搬砖”的某种“体力劳动者”，那么这些“砖”是否会压垮他们正在成长的“心灵”？如果一名导师指导10名博士，他如何有精力“用心关注他们”？那么博士数量太多就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产出的制度障碍。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