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凯宁(1993-　)，男，山西太谷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是收入分配理论与微观计量经济学，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8年数据，对高等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基础的OLS回归发现，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有效提高个体收入，且提高幅度远大于整体教育以及义务教育等阶段；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高等教育在不同收入分位点上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中低收入群体体现出比高收入群体更高的回报率，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显示，普通OLS估计方法对于高等教育回报率估计产生微弱的向下偏误，结合OB分解可以得出结论，即高等教育与家庭背景等个人特征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是相互抵消的，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造成的收入差异，成为打破阶层锁定、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本文的分析结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作用的发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 键 词：高等教育 收入分配 教育回报率 分位数回归 倾向得分匹配 OB分解

　　一、引言

　　具有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职能的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较为完善的体系，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大学教育，成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型人才的摇篮，为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新鲜的血液。然而，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全国的宏观经济，更加现实的，是针对每一个接受过、正在接受或是将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微观个体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回报率问题，以及高等教育能否真正成为改变命运、实现人的发展、促进收入公平的有效机制。

　　首先，就高等教育回报率估计问题而言，最为重要的论证核心就是消除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以较为准确的方法对教育回报率进行度量。就高等教育而言，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一因素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受到很多内生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原本家庭状况越好，父母社会资源越丰富，个人自身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考上大学，或者说有更高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具备这些因素的人往往通过其个人能力与家庭背景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与更高的工资。由于选择性偏差的存在，我们无法观测到高等教育对于个人收入的净效应。现有的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中，最为有效的估计教育回报率的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但难免存在“弱工具”问题，而且工具变量的使用条件也受到较多外生因素的限制。对于选择性偏差，考虑到将可能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概率的变量直接加入回归方程必然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不能直接将这些“污染”变量加入到正规方程中。在此情况下，为了观察到高等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净效应，消除选择性偏差的影响，本文应用匹配模型进行分析：一方面考量常规的估计方法会对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产生怎样的估计偏误；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概率的个体因素。

　　其次，本文还考虑了高等教育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中，高等教育并不会对收入产生完全相同的效应，很有可能会由于收入阶层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因此，除对样本总体做均值回归之外，还分别对特定收入阶层的子样本进行回归，以观测高等教育对不同人群影响的异质性差别。在对子样本进行可比回归的方法中，分位数回归较为有效，可以针对收入分类进行极端值的检验，以不同分位点为回归基准，考察关键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上所产生的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

　　第三，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高等教育能不能是一条阶层上升的通道。寒门学子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未来收入，又或者，高等教育成为出身优厚的个体的特权，对于家庭背景良好的个体“如虎添翼”，却成为阻碍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特权教育，成为恶化阶层锁定的工具。本文结合受限因变量回归与OB分解对此进行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模型设定

　　(一)文献综述

　　1.传统研究。当前，学术界有关教育回报率以及教育对收入分配效应的文献十分丰富。最早开始考察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是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1960；Becker、Chiswick，1966；Mincer，1974)，该理论将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认为人力资本可以影响未来的货币或物质收入，构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曲线与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分析了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效应。此后，人力资本的概念得到迅速发展，并以此衍生出关于教育回报以及教育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已有研究中，关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对统一。研究美国收入分配与教育关系的文献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则收入不平等会下降10%(Malrin & Psacharopoulos，1976)，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Chiswick(1971)使用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收入差距与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有负相关关系，普及教育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此外，Becker和Chiswick(1996)通过理论推导以及美国的经验数据回归，进一步发现对数工资收入差距与受教育程度差距有正相关关系。Easterly、Rebelo(1993)和Sylwester(1999)的研究表明，国家平均收入水平将随着公共教育占GDP比重的上升而提高。这方面研究虽存在由样本选择导致教育影响的显著性界定差异外，理论机制与计量技术上争议较少。

　　既有的关于教育回报的研究文献中，对教育回报率的测算则存在明显的偏误。传统的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模型中，多以自然对数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受教育年限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并以关键解释变量在回归中的系数作为教育回报率的度量(Mincer 1974)。国内关于教育回报率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这一估计方法。邵利玲(1994)依据199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的调查数据，应用Mincer的回报率估算方法对职工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测度，得到的回报率为0.75%。赖德胜(199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11个省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的城镇职工收入与其教育程度间的收益率为5.73%。但是，这些研究均存在忽略个人能力等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个体收入效应的影响，因而，直接以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作为教育回报率包含了遗漏因素的效应，估计有偏误。这些源于个人能力因素，既可以对关键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产生影响，又可以对被解释变量——对数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此条件下，系数估计将依赖于关键解释变量与内生遗漏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因而使得估计系数不够稳健。

　　2.内生性问题的解决——工具变量研究。着眼于教育回报率的传统文献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国外学者提出两种解决方法：其一是代理变量法，即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不可观测因素的代理变量，例如个人能力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因此将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个人能力的指标加入回归的规范方程(Lam、Schoeni，1993)，以此解决内生性问题；其二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一个外生于模型，而又与关键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该因素与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性)，并只能通过影响关键解释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外生性)，如最小离校年龄、学校的地理位置与家庭的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受教育程度产生影响(Card，2001)。Harmon和Walker(1995)以英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小离校年龄规定的调整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其对于教育回报的影响。Meghir和Palme(2005)以瑞典20世纪40年代教育改革作工具变量，研究了其对受教育程度变化进而对教育回报的影响。这些工具变量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受教育年限的内生性问题，但自身又带来了新的内生性问题。Angrist和Krueger(1991)在估计美国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率时，以“出生季度”作为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依靠由于《义务教育法》带来的第一季度出生者与后三季度出生者之间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利用政策外生冲击带来的变异解决遗漏变量产生的模型估计偏误，比之前文献中工具变量的选择更具有说服力。国内的相关文献，借鉴出生季度的工具变量模型，依据中国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估计，发现传统估计方法可能低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回报率(吴要武，2010)。

　　以出生季度工具变量为基础的研究受到的一项质疑是“弱工具变量”问题，即出生季度与受教育年限变异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强。此外，由于出生季度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是严格依赖于义务教育政策与劳动法政策对于入学、退学年龄以及工作年龄的限制的，因此，用出生季度的工具变量方法研究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回报率是不可行的。

　　3.当前研究的不足。教育回报率是当前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研究的热点，在基础理论构建之后，很多文献都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特别是工具变量的估计)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基础研究在分析教育对收入影响的问题时，主要基于均值下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收入的关系，得出了高的教育程度对应着高收入的关系，即受教育程度有一个正的回报率，而对于教育收益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收入差距的变化则鲜有考察。如果高的教育等级可以提升个人收入，并且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提升越有利，那么随着较高等级的教育逐渐普及，贫富差距将会有缩小的趋势。苏梽芳与蔡经汉(2010)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层次学历的教育所带来的教育回报率的不同，邢春冰(2006)使用同样方法对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工资决定和教育回报进行了估计，但均未考察不同收入层次的个体的教育回报率之间的差异。

　　此外，对于教育回报的准确测度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饱受“弱工具”的诟病，并且外生性的成立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难以准确测度教育对收入的净效应。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对比个体资质与教育程度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何者占优，二是对个体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变化的净效应进行估算，并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