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文辉，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靳玉乐，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朱文辉(1985- )，男，河南驻马店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靳玉乐(1966- )，男，河南邓州人，西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

　　内容提要：针对中小学管理场域校长权力依赖领导方式所导致的权力的刚性与教育的文化性之分歧、权力的稳定性与教育的变革性之抵牾、权力的立竿见影与教育的长效性之悖谬，非权力影响力得以出场和彰显。非权力影响力倡导软化权力，以提升组织机构的文化性格；活化权力，以增强组织机构的应变能力；分化权力，以培植组织机构的战略眼光。而明确校长道德领导角色，将学校打造为伦理共同体；更新校长管理理念，创新学校管理体制；塑造校长教育哲学观，形成先进办学理念则成为建构校长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进路。

　　关 键 词：校长 权力依赖 非权力影响力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学伦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监控研究(项目编号：15YJC88014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4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16)01-0007-06

　　学校教育作为一项“人为”和“为人”的辩证活动，是与行政部门或者企业部门有着明显区别的事业。但是，纵观当前中小学场域，依照行政部门或者企业部门所倡导的权力依赖领导方式来进行学校管理的行为亦备受推崇。权力依赖领导方式以效率和控制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它在实现表层性管理效果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深层性管理效果的流失。

　　一、原因探析：权力依赖领导方式在管理场域的困境

　　所谓权力依赖领导方式指的是校长凭借制度、身份、行政等所赋予的外在权威，借助于规范、制度、奖惩等手段来对被管理者进行控制，以达到高效管理目标的权力运作形式。这种以权力的刚性、稳定性以及效果的立竿见影为特征的领导方式，在实现管理的高效与有条不紊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规避的问题。

　　(一)权力的刚性与教育的文化性之分歧

　　权力依赖领导方式崇尚基于外在权威的纵向控制，它有着清晰的、一环套一环的命令与服从链条。处于链条顶端的人拥有对底端的人合法控制的权力，而底端的人也要绝对服从并执行顶端人的命令。这种自上而下的刚性领导方式，要求被管理者摒弃个人喜好、主观意见甚至是道德意识，以服从和服务于各种具体而微的规章制度。在这种刚性的、机械的、冰冷的制度条款的框定下，教师们犹如秋后寒蝉，力求在工作中不越雷池一步，而鲜少主动尝试和探索新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现代社会以来的种种现实一再表明，带有强制性的、令行禁止的各种刚性权力和制度并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学校管理质量的提升与改善。而恰恰相反，似乎外在的权力越强硬、需要依循的规范越多，人们的反感乃至反抗情绪就愈发的强烈。“刚性的权力在每个被管理者的头顶都高悬着林林总总的行为规范，渐渐的，本应使教师感到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教育活动演变为被动的、应付性的事情”。[1]

　　归根结底，权力依赖领导方式使得学校更多的类似于行政管理甚至是企业管理，而与以人为对象的教育属性渐次剥离。但是，我们都知道，学校与行政部门所处置的对象迥异，与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企业更是大相径庭。作为一种“人为”的活动，教育在本质上应该是“为人”的。“这本不该有任何存在论上的悖论，因为这源于人造物的存在缘由与存在目的相互验证的道理”。[2]如同人类种植五谷杂粮，其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供人类食用一样，人类把自己的设想和目的，通过匠心独具的设计，投射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来，而劳动成果也理所当然地体现出人类在发明它时所寄予的文化期待与人文情节。

　　更为重要的是，在教育领域，以管理对象出现的人是具有丰富感情、较高文化修养的教师。这些人身上烙有与众不同的印记：“文化人”、“知识分子”、“道德代言人”等，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存在感，特别强调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人格和权利。按照马斯洛(Maslow，A.)的需要层次理论，这些被管理对象不仅具有生理的、物质的、安全的需要，更具有被关爱的、受尊重的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校长刚性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导致了学校场域人文情节和文化元素的急速隐退，校长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心理接纳、感情认同、相互信任与彼此谅解等氛围，也被逐渐的消解与稀释掉。

　　(二)权力的稳定性与教育的变革性之抵牾

　　权力依赖领导方式依据严密的组织结构、详细的工作制度、明确的职责分工将权力的效力从中心向外围辐射出去，因而形成了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极其稳定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建筑于工具理性的根基之上，它通过翔实的分工和细致的专门化将学校工作条分缕析固定下来。在这样的领导方式下，整个学校组织的运作都如同齿轮转动般紧凑有序：任务是依据工作的目的和性质来进行规划的，并且每一项具体的任务都有很清晰的职权和责任范围；将全部任务人为地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小单元，将被分割后的小单元交付给相应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每个成员都必须接受和承担组织分配的任务，并且要按照事前拟定好的分工原则和评价标准履行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所有工作；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活动范围都受到组织规章制度的约束，以高效地实现既定目标。总的来说，在权力依赖领导方式的组织机构中，每一项计划都有章可依，每一个部门都有规可循，每一个成员都在本职范围内活动。基于此，著名的组织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M.)将这种领导方式看成是最为稳定、最为理想、最为高效的组织运行载体，并预言人类以后将普遍采用这种方式。

　　虽然权力依赖领导方式是和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具有较高效率的管理形式，但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一些始料未及的逆向功能。罗伯特·默顿(Merton，R.K.)就曾指出：“权力依赖领导方式的主要意图在于通过权力和制度强化组织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它在保证组织机构有条不紊地运行的同时，也可能变相地鼓励和激发僵化行为，使得成员曲缩在不改变现状的安全地带，而不愿意尝试任何存在风险的决策，以至于使整个组织机构都习惯于秉持防御性的态度”。[3]

　　纵观史上历次教育改革，其动因无外乎外在与内在两种。外因的好比由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所引起的《国防教育法》、《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等，内因的好比由人的解放所引发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学校重建运动”等。进入到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而人的解放运动也不断高涨。内外因的交相作用使得教育的变革性更加凸显出来。在改革浪潮汹涌而至的今天，故步自封的领导方式无法面对改革带来的挑战，也无力承担改革带来的风险。这正如沃伦·本尼斯(Bennis，W.G.)在其著作《官僚制的灭亡即将到来》中所阐述的那样：“在20世纪前半期这一历史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权力依赖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导致了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极端稳定乃至僵化，这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脱节了。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促使权力依赖领导方式的弊端不断显露出来”。[4]

　　(三)权力的立竿见影与教育的长效性之悖谬

　　权力依赖领导方式往往会导致校长陷入到事务主义和应试主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之一在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校长，我们现时代的校长好像已经不是在办学，而是在经营职务。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对我们行政化、官僚化学校管理体制的如实描绘。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领航者，他的视野关乎学校发展的高度，他的心胸决定了学校发展思路。但是，在权力依赖领导方式的管理场域中，不同层级以及不同职位之间形成了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学校的场域来看，校长处于控制链条的顶端，但是从更大的场域来看，校长又处于控制链条的末端。校长在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学校场域的同时，他也承受着来自上级领导部门的支配与控制。在整个高速运转的现代权力体系中，校长也只是处于身不由己的环节而已。就这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大批“上面怎样讲，我就怎么做”的服从型校长。这种校长缺乏具有个人性格和学校特色的教育哲学，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只知道低头拉车，而不知道抬头看路。校长由于深陷事务性的泥潭，羁绊于外在权力的干涉，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能从整体上进行长远的、全面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