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闵维方，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两次大的发展跨越，《莫雷尔法案》和《国防教育法》的通过和实施，促成了美国大学的现代转型与崛起。美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行地方分权制，各州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互适应，呈金字塔形结构；制度安排有利于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实行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并荣的发展方针；通过立法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美国大学微观管理方面强调学术自由，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校层面重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院系层面强调强有力的管理；相对独立的校董会缓冲了社会政治浪潮对大学的冲击；学校日常管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筹款是大学校长和大学管理层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学校倡导与社区融为一体的开放式环境。

　　关 键 词：美国大学 管理体制 地方分权 《莫雷尔法案》 《国防教育法》　

　　不论是中国专家进行的全球大学学术评估与排名，还是欧洲专家进行的全球大学学术评估与排名，美国的大学总是遥遥领先。从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和数学菲尔斯奖获得者的总数来看，美国也是遥遥领先。从原创性的科学技术成果来看，例如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各个领域，大部分也都是美国领先。可以说美国的大学有一种明显的学术优势。这当然同美国大学师生员工的努力分不开。但是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大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研究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特征，从中或许能够受到一些启示。

　　一、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

　　(一)美国大学崛起的时代背景

　　美国的高等教育起源于1636年创建的哈佛学院，初创时只有一个教授，几个学生。继哈佛学院之后到美国独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又有耶鲁(1701)等八所高等院校相继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主要是以培养绅士和牧师为目的。那时美国的大学还比较弱小，同起源于中世纪的、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欧洲大学相差甚远。例如，1636年到1700年这六十多年间，哈佛总共只有543名毕业生，平均每年不到9人，而且其中一半是牧师。1776年的具有革命性的美国独立战争为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美国革命的领袖之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曾经指出：如果美国要建设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美国人民要扩大公民权，那他们就必须扩大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人民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和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有效参与的必要的素质准备。这就把教育的发展同这一新兴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联系起来了。

　　从中世纪开始的最早的大学，例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都在欧洲大陆，那时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一直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这些发端于欧洲大陆的大学被称为西方文明的珍珠。但是18世纪的世界学术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的大学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的老牌大学，世界的科学中心转移到了英国。英国大学的优势地位对于英国领先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度使这个人口不多的岛国几乎成为统治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19世纪以前德国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率先提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在大学中倡导学术自由、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人才培养的同时进行知识的创造，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取得了空前的学术繁荣，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德国的“洪堡思想”在办学理念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一种跨越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也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开始了长达七十多年的留学德国的浪潮，为美国大学后来的跨越式发展，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了基础。

　　(二)《莫雷尔法案》与美国大学发展

　　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打破了旧的奴隶制的束缚，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得到迅速的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起飞。1862年美国通过了对促进其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莫雷尔法案》。当时美国还没有那么多钱办大学，但是它有大量的土地，于是就把土地作为资产拨给学校，用土地的收益办学，即所谓“赠地学院”。例如，现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德克萨斯大学就是如此，当时德克萨斯州政府先后两次拨给该校230万英亩土地，用土地收益办学。后来发现，这些土地下面有很多石油，该校后来就有办学经费了。从1870年到1910年这一段时间，美国迎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大的跨越。这40年前后有数百所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几十所所谓的重点大学相继涌现。像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这是美国的第二代大学，同美国早期的大学很不同。早期的大学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这个时期新建的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建立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著名的老牌大学完成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这个时期，领导美国大学的大都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者或深受德国“洪堡思想”影响的教育家。例如，埃利奥特在这个时期在哈佛大学当了40年校长，他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领导哈佛大学完成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这个时期新建立的学校，例如，斯坦福大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德国大学的色彩。通常，美国的大学的校训一般是用拉丁文或英文写的，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拉丁文的。而斯坦福大学的校训则是直接用德文写的，彰显了其时代特征。当时一大批留学德国的学者回到美国，借鉴德国洪堡思想，倡导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思想十分开放，英国有好东西，它们就学英国，德国有好东西，它们就学德国，并结合本国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和发展。美国大学学习德国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办学思想，并先于德国在大学里建立了研究生院，这就把洪堡思想制度化了，而德国大学的第一个研究生院是1984年才建立的；而这种制度又内化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共享的价值观，从而又实现了制度的思想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1910年到1940年，美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大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之后，进入了大学系统的巩固成型的时期。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学还不能说是世界一流，同欧洲大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例如，1901到1930，全世界的9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只有4位是美国人。1901到1941年，全球1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人占11%，还算不上是世界一流。那时候从世界高等教育的总体上看，还是欧洲的大学在领先，欧洲的大学还在吃老本。

　　(三)《国防教育法》与美国大学的崛起

　　美国大学真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在1940年代后。二战中，美国很重视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排斥犹太人，美国就大量接收。犹太人中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人，他们对美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特别是当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更加深刻认识到，要在冷战中居于优势地位，必须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而要科学技术领先，必须办好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美国于1958年通过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防教育法》中这样说：“为了国家安全，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男女青年的知识和智慧；为了应付当前的危机，需要提供和运用特别而又恰当的教育机会；我国的国家安全在于掌握根据各种复杂原理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技术，并依赖于新理论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发现与发展。”[1]随着美国新的科教政策的实施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实现了第二步跨越。从数量上看，在校生从战前的100多万增加到2000多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1500万左右，外国留学生60多万人，美国现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4000多所，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一。从质量上看，这是高水平美国研究型大学真正崛起的时期。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今美国的许多最好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大学中诺贝尔奖获得者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总和。例如从1989-1998这十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美国学者占了三分之二(欧洲学者13人，美国学者26人)。在全球所有的大学学术评估和排名中，美国大学总是居于领先地位。

　　(四)美国大学崛起的世界影响

　　在当今的世界上，常常听到一些国家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赶上了美国，在那个方面超过了美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超过了美国。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美国的真正实力不在于它制造了多少飞机、舰船和汽车等，而在于它是一个优秀大学林立的国家。美国社会各界也都以他们的大学为骄傲。2002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增强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根据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的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人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要特别重视这一点。

　　2013年6月初，中国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发布的一条消息指出，中国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87%的高端人才滞留在海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滞留在了美国。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前些年的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200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英大学联席会议上，就连一些英国的大学校长也抱怨人才外流(brain drain)，流到了美国，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的领军人才，他们都是跨国界流动的，通常是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潜力的制度化环境中去。这些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成果，使美国保持着科学技术优势，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前校长Casper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关于“研究密集型大学的优势”的演讲中指出“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在1995年获得85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62%是同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创造的。”[2]硅谷的核心地区跟北京海淀区大小差不多，其中仅其高科技产业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中国统计年鉴》[3]显示，1995年中国全国的财政收入就是六千多亿人民币。850亿美元要按照1∶8的汇率的话，就是六千多亿元人民币。高科技产业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钱并不在美国政府，而是在民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造就吸引拔尖创新的杰出人才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强国战略。